个体化与个人气质的探寻——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使命与诉求

集体记忆、族群特征和集体性的宏大叙事，雄踞中国当代艺术主流已有近20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宏观背景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史和文化历程，也已“资助”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近些年的国际艺术市场上打下了一片江山。然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而言，市场的普遍青睐和热情追捧似乎并不足以支撑这些作品的历史性意义与价值。

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在赢得持续数年的国际性商业胜利的同时，似乎并未在国际艺术界获得应有的“人格尊重”。对于西方购买者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他者”眼光关照下的“异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某种“近乎野生状态”的异域风情。于是，商业意义上风风火火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不得不面临某种深刻的尴尬和困境：一方面艺术家要依托于“中国”身份而行动，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必须要表征“东方文化特色”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性火爆始终未能使其摆脱被“整体他者化”的命运。

冷静地看，这种现象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长远发展并无裨益，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努力似乎始终未能逃离“集体化”意识形态的历史阴影，而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始终未能摘掉“我们”的帽子，以“我”的独立姿态争得国际艺术界对其“个体成就”的广泛认可。因此，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来说，向个体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向，以个体的姿态向国际当代艺术界发言，已经成为艺术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同时这也是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历史使命与心理诉求。

令人欣喜的是，在参加本次学术邀请展的年轻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我们似乎能够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种转向，并观察到某些独特的个体意识。这里的“个体意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品在主题的选择上，舍弃了对“宏大叙事”的执着和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习惯性引入，而主要从艺术家的个人兴趣和经历出发，选取某些社会生活及个人精神生活的片段予以艺术化的表现；其二，作品在表现方式上显露出个体化的语言特征，以相对自由的手法灵活地处理作品的造型方式。这是年轻一代艺术家在创作主题和表现方式上的全新尝试。虽然这种努力仍然只是某种“有限的自由”，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极大的突破可能。而这两个层面的“个体化”努力则有助于促使艺术家独立姿态的最终出现。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与前辈艺术家不同，年轻一代艺术家对“视觉符号”的热衷似乎并不强烈。虽然寻找和强化明确的视觉符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惯用策略，但是这些年轻艺术家似乎并不愿意沿袭这种方式，而倾向于根据具体的创作主题来选取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即便在每位艺术家自身已有的作品序列中，我们似乎也很难发现他们对某种视觉符号的刻意强调。换言之，年轻一代艺术家已经开始用“对某种外在现象或某种内在心态的持续性关注”，替换了“对某种视觉符号的执意追求”，他们更愿意尝试用不同的媒材和方式来表现个体化的思考，在不同的艺术门类间自由跨界，任意地选用适合的方式来表现特定的主题。于是，表现方式的灵活和自由使特定的“视觉符号”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必要，而在“自身生存经验和自我内心感受”方面的持续性关注，也使不同类型的作品出现了某种彼此相通的“个人气质”。

从对“视觉符号”的强调到“个人气质”的突现，是中国当代艺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这是因为，与个人气质相比，“视觉符号”的价值更多地依托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或文化语境，而“个人气质”的意义则可能脱离集体记忆或族群特征，使艺术家能够以“个体化”的方式来思考和回应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此外，这一转变也能够使艺术家从“集体形象”回归“个体形象”，在弱化集体特征或族群背景（如民族特征、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等）的同时，有效地强化艺术家个体的学术立场和人文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不再需要通过对“集体的重要性”或“族群的故事”（如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等）的叙述来表明自身的艺术来源和价值，而能够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突现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表现力。这样一来，作品意义的生成便不再主要依托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族群或文化传统，而能够直接回归“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本身。

由此可见，年轻一代艺术家对“个体化”意识的强调和对个“人气质”的探寻，能够促使他们从集体标签（如中国艺术家等）中获得解放，以“个体化”的方式来思考和表现“人”所面临的各种处境和问题，呈现“艺术家”（而非“中国”艺术家、“日本”艺术家、“印度”艺术家等差异化特征）之为艺术家的独立思考，使作品的意义和阐释跳脱特定历史时空的限制而趋向更加广阔的“人格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化”意识的强调和“个人气质”的探寻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独立价值的真正实现，对于其在国际艺术界赢得真正的“人格尊重”，是至关重要的！

武湛
2009-8-18望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