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还是游戏：新一代行为艺术家的赤裸叙事（上）

   有的艺术品是时代的产物，与一个时代同时诞生，仿佛时代的胎记。有的艺术品是时代的饰物，依附在时代身上，仿佛一个时代的纹身。无论如何，艺术无法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

　　中国的行为艺术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这块带着伤痕、救赎、悲壮和仪式感的胎记与80年代充满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的时代底色几乎浑然一体。三十年过去，理想主义早已褪色，崇高精神淹没在犬儒与拜金之中，所谓的历史使命也在泼皮的哄笑中退场——这块80年代的胎记在光阴中逐渐模糊。

　　当消费主义、娱乐至死和景观社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时代如何把自身的镜像投射在行为艺术的观念上?85后和90后行为艺术家登场之后，他们的肉身又采取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时代：对抗、妥协还是游戏?

　　一、中国行为艺术的流变

　　如果要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来描述中国过去30年的行为艺术，那就是自虐与仪式感。60后、70后两代艺术家生于红旗下，身体成长于文革中，理想破灭于80年代末，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让他们有一种天赋的文化使命感和家国情怀，那个时代也奠定了他们创作行为艺术的基调：肃穆、伤痕、束缚、牺牲、救赎、暴力、悲情与仪式感。

　　80年代的行为艺术大多涉及包扎和捆绑的主题，在当时许多代表性的作品中，艺术家用白布把身体包裹起来，象征着精神的创伤与灵魂需要拯救。行为艺术家把肉身当作公共的身体，他们提出的是文化、权力、体制、消费主义等宏大叙事的命题。

　　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回归为私人的身体，遭遇了80年代末的理想破灭之后，艺术家又面临艰难的生存危机，在这一时期的行为艺术中，艺术家大多通过对身体的自虐，挑战个人身体的极限，折射出个人生存的困境和追寻文化身份。

　　西方的行为艺术基于存在主义的哲学，更多地指向追问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本身。而中国的行为艺术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抗精神。60后、70后的行为艺术家并不单纯地把“身体”看作艺术观念的工具，而是把“身体”当作集体的一份子，当作对抗的工具，他们需要通过肉身这个工具，把对传统文化与权力体制的愤慨和积郁，充满悲情地倾泻出来。因此60后的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文化的拯救者，70后的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权力的对抗者。

　　到了85后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他们不再背负沉重的文化负疚感和历史使命感。新时代青年成长于经济崛起、世风万变的快餐时代，他们的共同经历比较少，比起60、70后，他们缺乏集体回忆，也缺少英雄主义，他们对集体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有迷信权威偶像。他们更自由、更开放、表达的欲望更强烈，对价值观和使命感并不看重。

　　新一代的行为艺术家无意与西方艺术青年一样，宣称自己是艺术体制的终结者，也无意与中国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与权力的对立面成为对抗者。新一代的艺术家更关注自我的世界，他们的压抑与焦虑更加个人化，他们与60后、70后把个人的焦虑建立在传统、集体与体制的宏大背景上不同，85后新青年不愿意把个人摆放在宏大历史和文化背景当中。但是与泼皮玩世的自嘲与满足又不一样，85后的艺术家并不满足与现状，他们追求个人的空间的拓展，追寻个人意识的伸张和个人权力的获取。他们拒绝被标签化，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代表。新时代的镜像投影在艺术家身上，行为艺术的底色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