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当代艺术”是对艺术的恶搞 对艺术亵渎

当下某些绘画作品的画面中充斥呆滞、媚俗、色情、变态、暴力或血腥，并且被冠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名义，被人狂炒。一些收藏者开始疑惑了，怀疑起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艺术理解能力。在被忽悠了一段时期后，更多的人清醒：这是一场对艺术进行恶搞的游戏。



　　“丑恶”和“媚俗”已成为某些中国当代绘画的时尚和潮流



　　某些中国当代油画作品中的丑态图像表现为：形态丑陋或呆板、色彩媚艳或苍白、趣味怪异或庸俗，以及运用图式化的政治符号。这些作品采用丑化人物、反讽政治的方式来不适当地表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这样的作品根本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状况，也没有任何文化方面的反思意义，而只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片面化、庸俗化的艺术形态，是一种文化无知和思想浅薄的表现。“丑恶”和“媚俗”已成为某些中国当代绘画的时尚和潮流，并假扮成一种前卫的姿态，影响着中国当代绘画的主流审美思潮，以所谓“当代”的名义对艺术进行着恶搞。



　　五分之四以上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海外藏家手中



　　有数据统计，目前五分之四以上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是被海外少数收藏者所购买的，他们成为拥有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大庄家。海外投机者拉动这些作品的价格，使这些作品在短时期内升值巨大，并将他们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国内的收藏者。国内的资本不得不被动跟随成为跟风者，最后，真正获益的是少数海外投机者。由于这一收藏链条中，缺少真正终端的专业藏家参与，所以，被恶搞了的“中国当代艺术”根本就没有真形成国际艺术收藏的板块。



　　前苏联也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当代艺术热现象



　　早在二十多年前国内“85美术新潮”时期，海外某些所谓的艺术品投资者（或叫投机者）已经在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亚和港台地区，设下了一个文化价值观的圈套。那些被市场所吹捧的“当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价值观念，之后也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产生了一定的“战略效应”。



　　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些所谓的现象，过去曾经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地区出现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前苏联也曾经涌现出一批所谓的“前卫艺术家”，并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他们的作品价格被某些西方炒家一手操纵，一路飙升。然而好景不长，如今，这些“前卫艺术”作品身价早已一落千丈，无人问津，那些原来被西方捧红了的前苏联艺术家也没人理了。



　　某些当代艺术作品一味迎合少数西方收藏者不健康的审美口味



　　近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东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已严重失衡。这导致了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世界的文化话语权。中国的某些当代艺术作品在有的人眼中，似乎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才能名正言顺。面对金钱的诱惑，一些“艺术家”抛开了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审美判断和良知，制作了一些充满低级趣味、政治符号和媚俗的丑陋图式，去主动迎合西方少数收藏者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健康的想象,使自己制作的作品中的“丑态”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如同“耍猴”般地供少数西方收藏者“观赏”,并以此为荣。虽然人们无法对这些“伪艺术”产生敬仰之情，但是对它身后的市场价格数字可能发出了“惊叹”。这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在得到了金钱和“荣誉”的同时，或许也满足了部分投机者的需求，却难以使大多数的中国观众产生由衷的艺术共鸣。长此以往，这些由西方文化价值观所“催生”的所谓的当代艺术品主导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那么就会让更多的本土收藏家误入圈套。



　　某些美术学院的学生也参与了“丑态当代艺术作品”的“制作”



　　现在有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准确地应该说是“艺术工厂”，组织二、三十名制作人员，疯狂地重复制作和“生产”一些被西方“认可”的所谓当代文化垃圾，完全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态度和意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我们有的美术院校，一些对社会缺少认知和生活体验的在校学生，也已经被所谓的美术机构或画廊签约，并被包装、策划成所谓的“新锐艺术家”，重复制作这些所谓的丑态当代艺术作品，这是极大的悲哀，是对真正的艺术的亵渎。





郭庆祥，大连万达王月宝斋董事长，中国拍卖市场最强劲的买家，藏品从任伯年到吴冠中，囊括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众多大师精品。

郭庆祥，1962年生于大连市，1993年涉足书画收藏，成立玥宝斋，1997年至今负责大连万达集团的企业收藏。郭庆祥把玥宝斋的收藏重点放在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收藏上，并且收藏目标的定位始终坚持一流大师的精品力作。

近十年来，玥宝斋藏品中的代表性作品不胜枚举。例如：傅抱石的巨作《龙蟠虎踞今胜昔》、人物代表作《贵妃醉酒图》；李可染的巨作《井冈山》、日本唐人馆旧藏《漓江胜境图》；黄秋园馆藏级作品《吹箫引凤》、《蓬莱仙境》、《雪景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