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脉络与艺术史的开始

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状态形成了自己的轨迹，它不是自外于世界的一条线索，但它的形成和演化有着中国自己历史的上下文，对此如果不能以开放的姿态去深入认识，只会让漠视当代艺术的封闭者渐行渐远，远离于动态的艺术生命力。因此，如何确认中国艺术的逻辑脉络并按之去写作就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中国的艺术史不自外于世界

在近现代中国，西方艺术史一直是中国艺术的参照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史的书写，更影响到我们对当下艺术的建构。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在国际上、主要是欧美的艺术史叙事模式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艺术史认知和自我建构。没有这样一个西方参照系，我们的许多艺术样式、方式、风格、话语体系都无从建立。可以说，近代的中国具有全面的拿来主义意识和谦卑的学习精神与热情，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西方艺术话语理论影响下的艺术模式。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近代中国艺术发展的成就之一。但是对此，曾经一度、甚至至今但凡我们学习西方的艺术样式或吸取其艺术思想，总会被一些人病诟为模仿西方，或被讥讽为西方舶来品。这当然是近代中国面临巨大文化压力和挑战的一种心理焦虑，是否能够登高对之呼应不是偏执于一隅的文化想象所能胜任的。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尽管存在许多现实困境和问题，但是充满了机会和活力，这种活力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体现，是我们面对当代艺术需要立足的根基，也是我们在今天获得开放和自信的一种思想基础，它有助于超越顽固、僵化的思维观念。

现实中，我们有两种心结挥之不去。一个是传统的过去；一个是国外影响。传统不需要我们刻意去述说，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反是我们经常遗忘它、忽略它的价值或与我们的关系，甚至破坏它。对国外的影响，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怀有学习的情结，对它的态度反映出我们的心态和状态，也反映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现实，正是中国艺术在近现代与世界的密切联系，为建设、认识、书写中国艺术展示了一个宏观框架，它使得中国艺术的实践与书写都不会自外于世界。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时时提醒我们要具有关照中国艺术与世界关系的态度和能力。

时至今日，国运有所复兴，就更需要彻底反思民族心理。在此，文化艺术或思想资源则是无论东方西方，凡是能够有助于建构自我的文化意识，都可以吸收，而不是预设西方东方，对于学术梳理，可以分别东西有差异，而对于一种有生命力、有贡献、有影响的文化意识的创造，却恰恰不能预设自己的文化选择或排斥。建构性的文化意识是来自创造主体的一种充分的文化欲求，对于生长于中国上下文中的艺术家和学者而言，如何具备世界眼界和文化积累才是重要的问题。

这样的文化视野要求我们反思中国的艺术史叙事，它既不能混同于西方模式，例如西方从近代黑格尔开始到当代的德国汉斯·贝尔廷及美国的阿瑟·丹托等人一路下来，都不断有所谓的艺术史终结说法。这是西方建构的一套从模仿到再现到观念的艺术史叙事模式线索，不可能完全套用于中国的艺术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以这样的一种艺术史模式看中国艺术，就会得出不艺术或模仿跟风的结论，也会遮蔽中国人认识自我文化的开放视野。作为历史，中国的当代艺术诉求可以说是吸收世界各种艺术样式与观念的一种艺术积累，虽然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史模式，但它也不孤立于现代世界的艺术史发展。

如果我们在看待中国当前的艺术时，仅仅局限于国内是不能厘清中国现代艺术脉络的，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看待艺术的思维方式。中国当代艺术不自外于世界可以梳理出几条脉络，而不是一条。正如当下用“现代性”去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为的是从中构造出一条时代变迁的脉络。“现代性”用在艺术上也不失为是近现代中国艺术史的一条脉络，但这条脉络的梳理不是简单地套用几个现成名词，它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国家转型、民族心理意识转变、文化特质转化、社会结构重建等几大脉络。在这些脉络中，艺术就不能单以中西融合来界定它的发展或意图，应当有几条脉络来叙述中国近现代持续到当代的艺术。否则，对中国的艺术面貌就会以一种脉络来掩盖实际的多种脉络走向。

中国的脉络是在特殊历史情景中的断裂与延续，在重造中又诞生新的脉络，在创造中又着力书写艺术家个体化的脉络。艺术历史的书写者如果不用心思考虑脉络的关系和结构，就可能误入到各种已经被规定的线索和结构中，以一种集权的历史来遮蔽丰富而独立的个体艺术家历史。

当代的中国艺术在开创历史

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一个风云际会、缤纷多彩的景观，对它的认识不可能用一种叙事结构完成，也不可能用传统习惯的语言可以描述清楚。对当代艺术如果不加以类别的区分，如果没有艺术立场的明确，它给人看起来怎么都像一盘散沙，或一幅乱相的感觉。正如法国当代艺术哲学家布尔迪厄指出当下的艺术家是一个需要区分的社会群体，同样我们每个生存的个体都局限于一定时空中。事实上，对于当代艺术能够产生较为全面的认识立场的，不是选择某一种创作姿态的艺术家，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个性，非常容易排斥不合己意的艺术倾向；作为艺术史学家，他们可能过去沉静在传统的伟大遗产中，而对当代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斥之为胡闹；作为批评的理论家，可能因为批评的知识结构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排斥一种艺术而宣扬另一种艺术。

所以，对当代艺术的观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也是一种历史使命的把握，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敏锐、敏感的历史意识，这些发生的故事和产生的艺术现象与结果，可能因为我们的无知而遗失。当代艺术的认识和意义判断需要时间的距离，但是距离不等于忽视或漠视。对于研究者，无须对当代艺术横眉冷对，也无须取媚于商业而跟着商业艺术家起舞。文化主义研究者具有平静的理性思维，是用积极的理论思维去建构认识艺术世界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是一种新的历史开端，是全体中国人与艺术界共同体所创造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为中国的文化创造和艺术创造提供了千载一遇的机会，如果没有完整的世界历史发展线索，就会对当下的中国艺术现状惶惑或惊恐，这种心理正是一种知识积累不足、思维钝化的表现，是对历史概念反映迟缓的症状。研究的理性态度才是面对当代艺术的可取心态，是为世人留言、为后人存档。

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发展呼唤具有哲学思维架构的包容的文化主义者，需要哲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者和艺术理论家进行理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他持有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具有充分的历史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他对于五彩缤纷的事物天然具有渴望了解的好奇，他不回避现实的驳杂和现实的利益冲突，但他能秉持历史的春秋笔法，去记录、审视、分析、分解、解构、批评当代所发生的艺术现象。他不会因为艺术的乱相而以为艺术没有价值，也不会因为艺术商业化的疯狂而认为艺术只和金钱有关，他也不会因为艺术有唯美的倾向而幼稚到还提倡为艺术而艺术。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各种理论思考的案例，如果不及时、敏锐地抓住这个研究案例，那么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责任，而且失掉提出中国问题的理论话语建构机会。理论在当代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不从中国的实践语境中提取、提炼这些丰富的理论原生资源，那么我们在近代一种希望建立的中国原创哲学理论就可能失去机会。因为能够解读中国的，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当代思想家能够胜任。开创这个历史，不仅是艺术的实践者，也有这些创造理论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对世界贡献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哲学体系，那么在这样巨大变革的当代中国，是不是能够有，这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难度、艰巨性远远大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正像乱世出诗人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出思想家和艺术的理论家。

如何开启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理性心态？就是要有积极的主体性思维和积极的现实信念，而不是沉溺于历史的自卑或文化的边缘性等等没有文化信心的消极状态。积极心态包含着对差异的认同，承认差异就是承认一种自信的艺术价值，如果追求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原则，那么当面对当代艺术和不同的艺术形态时，就会出现非我族类者被口诛笔杀的情况，就会出现话语霸权、只有自己真理在手的感觉。这种普遍性追求不是当代艺术的现状，甚至不是历史上的真实，历史从来没有在一种普遍性真理的统治下存在，相反是差异构成了历史和世界。

书写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始，就是允许差异和多样化，这既是气度，也是实际情况。只有不同的、有差异的艺术历史的书写才构成了当代艺术的丰富性；才不会被定于一尊的艺术意识形态所同化。今天，时代呼唤具有主体意识的艺术学者，呼唤书写中国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可以说，新的艺术史写作是基于中国人的自信视野与文化创造的一种脉络，它超越了党派之争、门户之见，因此它不僵化，作为文本，它因个体的独立思考而确立，它对艺术世界的认识来自个体叙事者的理论信念，缘于汉语言文化历史的文脉自信和再生能力。

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