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历史的承载者——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家与批评家

这次金棕榈（优秀作品）和金酸梅（低劣作品）评选，共评出了20件作品，而至今的关注点仅仅停留在片山的作品上。其实也折射出关注者们自身的兴趣点和知识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针对关注者的批评，发上前段时间的短文，算是对网络质疑的回答。

艺术家与批评家同为当代艺术历史的承载者。艺术家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介入社会，创造并进入历史；批评家以评判的方式选择作品，编排并塑造历史。两者自觉承担的文化使命是启动他们创作或书写的共同动因，对艺术作品质量几近苛刻的要求是两者对话的基础。

看似极其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其实是艺术家溶化个人集聚的文化积淀，借助“创作”途径，实现为“作品”载体的一个过程。作品在社会、文化界、艺术界三个层面生效与否，要看它触及问题的深入程度，以及对艺术语言创新的贡献，两者缺一不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必然是触觉极其灵敏的鲜活个体，他或者向个体深处挖掘，从而激活个体的共性，其深度往往决定了共鸣的广泛程度；或者向具体的（而非弥漫的）历史和现实深处走去，使个体成为某段历史或某种现实的承载者。批评家则无疑是最能和艺术家产生共鸣或达成共识的群体，并期望将这些零散的创作“星光”整合为艺术现象、艺术流派，乃至当代艺术史。

与艺术家对自己艺术语言苛刻要求相对应，批评家对艺术作品质量极其重视。贡布里希在他的贯穿古今的《艺术的故事》的“序言”中便强调，他的艺术史的写作基于他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并说明他选择作品的三个原则。其实何止贡布里希这样的美术史学家，批评家策展、撰写批评文章、梳理艺术现象以及艺术流派，乃至进行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也都是基于这一判断。所谓的史学方法是在此基础上“被”要求出来的。

被选择的“艺术品”便构成了艺术史的“历史事实”。

问题是，当“艺术史”和“当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历史事实”和被选择的艺术家经常被质疑。某个批评家对艺术作品的评判，对艺术家的选择，会被视为一种“权利”，或者被视为一个“谋略”，或者被庸俗化为“关系”，甚至会导致对选择者“动机”的揣测。

面对质疑，被选择的艺术家和进行写作的批评家进行任何反驳都是无益的，乃至把“心”掏出来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历史的承载者必须面对的命运。

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载起历史？在艺术家这里，必然是通过作品说话，声音的高低取决于作品根基的深入和延展。在批评家这里，一方面需要对艺术本体的把握更加精准，对艺术作品质量的评判更加准确，另一方面则是向更宽广的文化领域和现实领域迈进。文化视野的高低，决定批评家脚下支架的高低。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坦荡者有何秉持？才能不和“戚戚者”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