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记录者： 维希尼克

维希尼克是一位出生在沙皇时代俄国富裕家庭的犹太人，他拥有十分丰富的学历，精通八国语言，获得动物学、医学和东方艺术三个博士学位，并独创了著名的显微摄影技术。但维希尼克在摄影史上所奠定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几乎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的东欧犹太民族留下记录。他花了四年时间在东欧各国拍下了五千多张照片，而这些照片最终变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使他在摄影史上留下不朽的记号。

　　这是维希尼克所从事过的唯一一件“报道摄影”工作，但他并不是受人所托，也不是为了任何形式的发表，而纯粹未来他体内流的也是犹太民族的血。他回忆：“那时我就知道，只要希特勒一逮到机会就会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而谁能来保护这些人呢？我晓得自己也帮不了忙，于是我下定决心，身为一个犹太人，我对祖先的责任，就是把祖先生于斯传于斯，而今受到威胁的同种民族，起码用照片保存下来。那是个即将消失的世界啊！”

　　虽然维希尼克的青少年时代由于富裕的家境而过着无忧的生活，但他从小就看到自己的同胞整天躲躲藏藏，他回忆说：“他们有一副自己地方――贫瘠小村的特别脸孔。在他们的生活圈里，犹太人有着一种特别的耳语和特别的脚步声，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身份。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1918年，随着当时的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维希尼克便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他逃到了柏林，并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三十九岁那年，维希尼克开始着手他的计划，在四年间（1936－1939），他带这两架相机，行遍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拉脱维亚等国的犹太人社区，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完成那些珍贵的摄影记录。其间由于生活的拮据，他还不得不定期回到柏林打些零工以支付家人的开销和自己的旅费。战后，维希尼克在美国纽约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国际摄影中心”担任委员，推动“关心摄影”的主旨：“摄影为人间目击者，是一种报告性及记录性的工作，它要传达人性的课题，了解和关心是照片所要表现的重点”。这同样也是维希尼克的摄影观念，也是他作品中人性呈现的原因。

在很少受到鼓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摄影家开始把自己封锁在自己思考的想像趣味中，一味追求“自我风格”。我们最常见的照片往往是：在街上无目的地闲逛，随时都想抓住陌生行人在时空下发生的刹那趣味。然而，不管对象的身份、表情是什么，这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姿态”而已，并非“生活的内容”。人性是要靠沟通、了解、体谅或申诉才会出现的。邂逅不等同于沟通，只是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并不等于关怀。换句话说，摄影想要呈现人性的一面，就必须透入生活里，而非只在自己的观念中打转。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太多太多只讲求个人品位的作品，却缺少传递人性的摄影。

　　维希尼克的作品风格是完全建立主题的内容之上的，而不是以自我观点出发，因此没有所谓“自我性”。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任何人去拍都可能拍出这样的照片，但并不是任何人都有他这股对生命的信仰与对人间的关怀。这便回答一些我最开始翻阅这本书中的照片时所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一些看似平常的照片却成为了经典。因为照片背后的意义要比表面的技巧要深刻得多。我们经常浮光掠影地观赏一些照片，随意地凭直觉评判这些照片的好坏，这何尝不是一种浮浅，也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听听照片背后那些不一样的耳语和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