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摄影报道的六项修炼 以民俗拍摄为例

文化题材的摄影报道题材广泛、意味丰富，但想要拍出文化的味道很难。以拍摄民俗为例，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考虑如何出彩。

　　向专家请教

　　1982年，《人民中国》总编辑康大川先生提出搞“中国民俗探索”连载的主张，由我担当摄影。那时，民俗学在中国的概念还不清晰，于是我们拜访了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他热情地讲解了民俗的基本知识和意义。我们还学习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在往后的采访民俗的田野调查中，行为更加自觉。

　　三年中，我们按照钟敬文先生建议，将中国汉族地区大体划分为十二个文化区，走访了十一个省，100多个乡镇和村落。在《人民中国》开辟的《中国民俗探索》连载，共刊登了文字三十期，画刊十一组，其中图片约500幅。连载还结集出版并多次再版。

　　全身心观察

　　记得第一次去陕北采访民俗，老总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要急于回来；二是一定要住到老百姓家里。

　　在民俗采访中，不管是东北林区冰天雪地中的“木克楞”，还是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不管是鸟语花香的花农庭院，还是人马同室的彝族土房，我都坚持要住进去。同吃同住，不仅是方便采访、拍摄、提高效率的好方法，更主要的是能克服走马观花的记者通病，全身心去直接体验和观察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的生活和人的情感，从更平实的角度去观察。

　　找什么样的家庭住，是个关键。通常找一家成员齐全的，最好有祖孙三代、家境经济一般、居住在传统民居中的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和想法，往往就是这个村庄风俗物质和精神变迁的缩影；观察传统民居、建筑结构、功能使用、家具摆放、起居习惯，以及家人每天的生活生产活动，都是一个活态的民俗调查。再到村中普遍走一走，找些有特点的民居院落、不同年龄身份的人物，如老村长、民办教师、木匠、官商家庭等采访，作为比较，多些视角，点面结合，就能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个村落的特点。

　　前些年，我去安徽黟县采访徽派建筑，找了个相对清静的小村庄—关麓村，住在一家典型老院落里。这家有两位老人居住，老人很了解情况。我观察她们的生活，对院落的每个局部都进行拍摄，并画了平面图，利用各种时间，向老人请教有关房屋结构、家庭状况、细部雕刻的内容。白天在村庄里采访，走遍每一座传统院落。同时阅读有关徽派民居调查的书籍，把采访过程也变成学习过程。经常的要放下相机，多看、多问、多想，琢磨透了再拍，反倒会拍到一些精彩的细节和生动的场面。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中国幅员辽阔，受地域、气候、环境、物产和岁时节令的影响，各地民俗活动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因此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选择好采访地点和采访时机，显得尤为重要。出发前尽量要多看资料，事先打电话与对方联系核实，否则可能白跑，或赶不上最好时机。选择什么时机去很重要，能否在有限时间抓住重点，也是采访成败的关键。现在各地经常组织一些大型民间艺术活动，邀请记者参加。此时，民间艺术项目集中，很多平常难得一见。不过因为这类活动过于粉饰和舞台化，失去了原生态意义。因此还要尽量利用一些空闲，到原生态的地方去，哪怕时间短一些，也会有收获。比如2008年清明节，山西介休的绵山，政府安排系列隆重的祭祀和庆祝活动，却感觉表演味道太重。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景区宣传部人员带我到山下，在一个村庄采访拍摄了上坟、蒸燕子馍等等原生态习俗。

　　找好向导和搭档

　　能遇到好的向导，采访就算成功了一半。甘肃民勤县有个李玉寿，长年从事文化工作，是当地的活词典。他对我们采访民俗的所有要求很理解，几乎都能给给予讲解和帮助。他打听信息也很有窍门，比如寻找哪里有办喜事的，就到乡政府，因为农村登记结婚之时就确定了结婚的日子；寻找有没有办丧事的，就找医院，因为由医院开具死亡证明。由此我们受到启发，到江浙采访办满月酒的，我们就到剃头店打听，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小孩满月都要请人剃头。问起婚丧嫁娶，吹鼓手更是门清。他们会如数家珍告诉你他们最近的行程，无疑都是办红白喜事的，只是更进一步打听一下哪里的家庭环境更有地域味道、哪里的婚礼更有意思，择优选取而已。跟着吹鼓手，不仅不会落掉礼仪的重要过程，还能更多地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仪式区别。

　搭档也很重要，志同道合一块去采访，可以互相激发情绪，相互学习。搞摄影的通常与搞文字的搭档比较合适，不管记者还是学者，都互补。文字者从摄影者角度可以发现更多活生生的感性场景，摄影者则从文字者的采访询问中、使其思路上更理性。上个世纪90年代，我独自采访《西南丝绸之路》连载，经过十五个地级市，采访了五十多个县和一百多个古镇。古道沿途很多重要文物古迹，于是我在各地找的向导都是文管所的。搞文物的都是专家，与他们打交道一定要做好准备。由于出发前文案搞得比较详尽，策划书厚厚的十几页，哪个县哪个点都标得很清楚，他们感觉遇到了知音。这些人大都热爱自己的业务，经常野外作业，能吃苦。但因为那些年文化没人重视了，没条件下去，也想找机会到处转转，能一同走，也是一个机会。这样，他们是向导也是搭档，一路可以探讨也可以争论，兴致勃勃。与摄影同行一道采访，无疑是种快乐。但容易沉迷于这种气氛，失去了和当地人更多的交流。另外你拍我拍，谁也不肯罢手，常常行动迟缓，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镜头费去了太多时间。

　　兼听则明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过：当我们被面临的大量信息所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来的人就取得了优势。

　　比如前几年，我去采访杨柳青年画，出发前看了不少网上报道，几乎是一种声音：说那里制作地道杨柳青年画的只有一名艺人了，甚至电视台的节目也这样说。于是，我一开始就直接进了他家，泡了二三天，采访很顺利。但当我到镇中转悠拍照时，又看到不少画店，我采访了几家，逐渐发现原来杨柳青年画并还没有那么糟糕，有很多人还在从事这门手艺，而且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大。尽管各有各的办法，有的似乎偏离了过去完全手工的工艺，但无疑也是杨柳青年画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杨柳青年画本身就是商品化的产物，杨柳青年画的风格、色彩、制作方法的形成和运用，无不打上商品需要的烙印。如今商品化大潮这样猛烈，怎能让杨柳青年画不卷入其中呢。艺人中，有人引入新方法，动用电脑、采用照相制版手段，但也有人依然保持原有手工工艺，这不是很正常吗？当地同行之间的门户之见，政府与学者之间的不同倾向、艺人之间的矛盾使一些媒体被蒙住，片面报道由此产生。经过多方面了解，我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杨柳青年画的发展现状，尽管有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与我采访过的其它地方相比，它的发展更为健康。

　　理解的东西，才能更敏锐感觉它

　　甘肃环县是皮影之乡，至今还有将近五十个皮影戏班子常年在乡下演出，2006年被文化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跟上一个皮影班子跑了四五天，在黄土高原一个偏僻乡村，我和几个艺人吃、住、演都在一孔窑洞里。采访使我发现，皮影能在这里生存，原因一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影视等现代传媒还没能完全覆盖这里；二是皮影演出和庙会紧密相伴。乡村庙会是各个村庄自己最重要的节日，时间分散于一年四季，各不相同。皮影实际上是庙会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种仪式恰恰与我在南方江西采访傩舞时所见到的仪式非常相似。我喜出望外，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一南一北，居然找到他们的源点—皮影起源于跳傩，源于古代巫术，我找到了皮影与傩、与戏曲同源的有力证据。回到县里，我把我的发现与保护中心的同志交流，他们曾到乡下做过两年的系统调查，却没有调查庙会这个重要的皮影演出的载体，身在宝山不识宝。

　　我想，对于皮影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地文化人却没有发现，原因是他们看待皮影过于孤立，没有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再一个原因是头脑中有框框，认为庙会仪式是迷信，绕开了；更主要的是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而我因为有了在江西拍摄傩舞、并为之研究了四五年，有了理解的积累才敏感受了它。记者应在广博的知识积累中，尽可能在一两个领域里深入下去，成为专家。这样，才能用摄影的手段更自觉地记录好中华民族在大变革时代即将失去的文明，使更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长久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