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家知多少

中国摄影家知多少？这并非一个计量的问题，首先在于定性，在于心态。
《中国摄影家辞典》越编越大，越编越厚。据悉，只要是省一级摄影部门工作者，省一级摄影团体的会员，即可入编。这自然是一种定性。由是，“××大辞典入编”成了填写资历的内容、印刷名片的头衔。这当然是一种心态。有人说，加入了摄影家协会难道还不算是摄影家？这既是定性，也是一种心态。
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靠的是一点精神。许多事情，许多名份，就看你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摄影家是什么？文学名家张炜的一段话颇能发人深省。他说：“作家是一种神圣的称号，不是谁都可以配得上的。当然，在公众场合出于礼貌，随便叫叫也无妨。我自己就从不认为自己算是一个作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会有太多的作家。”张炜算不算作家，无须评议。但他的心态一目了然。“家”作为一种社会性用语，作为一种社会承诺，不无尊敬赞许（当然，有时也只是一种恭维）。但不必以“家”自诩，自居，更不必以此自傲。摄影家，不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衔，而是一种责任。摄影家意味着稳定的创作实力、创作潜能，意味着丰厚的生活、艺术积累和成果。不能在摄影艺术发展的某个阶段留有痕迹，对摄影艺术的历史进程产生某些影响，不能算是真正的摄影家。
在摄影创作领域有些现象颇为独特：一是摄影创作的机遇性、偶然性成就了一批幸运儿；二是频繁的摄影比赛所造成的浮躁心态——金牌情结；三是创作历程中的“平台现象”。
摄影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手段的科学性和摄取方式的直接性，决定了摄影对被摄对象的依赖性和成功的偶然性。从来没有依靠偶然性画出一幅名画的事，但仅凭机缘拍出佳作的事，在摄坛确实累见不鲜。早几年流行过这样的话：“一蒙、二碰、三运气，外加好机器。”把这当作摄影创作的诀窍未免荒唐，但作为一种现象，确也有几分真实。有的人第一次发表作品就登在全国著名的摄影报刊上，第一次参展参赛就摘金夺银。但往往这是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就是这一两张并非基于稳定创作实力的“佳作”，也就是以成为登堂入室的凭证。即令如此，也并无大碍，关键仍在于心态。时代在发展，由特定历史造成的一辈子一张“名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图像由珍稀进入泛滥的年代，由注重政治功利进入注重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年代，但依靠宣传造成“强制记忆”，造成“名作”的效应依旧在人们的“群体无意识”中占有一席地盘。这也许正是“金牌情结”的心理基础。
摄影比赛、评奖，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恐怕是最频繁、最活跃的，往往和商业行为结合也最紧密。摄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摄影比赛作为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对于活跃创作，促进艺术交流，发现新人，都大有好处；就个人而言，参赛、获奖也有利于激发创作活力，提高知名度，敲开艺术殿堂的大门。入选、获奖毕竟是好事。所谓“金牌情结”，是对于金牌的过分迷恋的推崇。即以参赛、获奖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终结，萌生迎合意识，弱化主体意识和艺术个性，以致造成短视、功利、浮躁的心态。比赛是游戏。摄影比赛也是一种文化游戏。一次影赛说明这一次文化游戏的结果，显示这些评委在有限范围内的一次性选择，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但是正像足球赛场看台上的掌声和叫好声一样，最优秀的运动员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金牌对于创作的左右可想而知。关键仍然在于心态。可以重金牌，夺金牌，但不必为金牌，唯金牌，把参赛、夺奖当作创作的目的，更不必把奖牌看作衡量作品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
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摄坛常有人材出，各领风骚二三年”曾颇多感叹。现在看来，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潮涨潮落，此起彼伏，摄影创作终于走向五彩缤纷。创作亦如登攀，愈高愈难，愈高能达到的人愈少，登临珠峰尖顶的佼佼者总是极少数。攀登过程迂回曲折，总要经历许多不同层面，创作也是这样。掌握摄影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技巧、创造、风格四个层面。技术、技巧的层面容易达到，由技巧进入创造则常感心力不足。进入创作层面以后，到达一定阶段也会出现停滞、徘徊，在同一层面上不断重复自己，后劲不足，难以突破。摄影创作历程中的这种“平台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颇为常见。其原因多种多样，概而言之是底气不足。创作热情衰退，价值取向平庸，物质欲望的诱惑，等等，也都可能造成创作上的疲软、停滞状态。陷入“平台”的原因各不相同，如何走出“平台”，超越“平台”，也因人而异。但关键也还是在于心态，在于精神状态。
在“平台”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是困惑，一是自足。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处于“平台”期仍以同层次自我重复为满足，沾沾自喜，眼光短浅，当然谈不上突破。对一个清醒的有胸襟的摄影家，“平台”是创造生命历程中的阶段性苦闷，只要对自己的登临的高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关键时候咬一咬牙，聚足一口气，朝已经意识到的艺术境界奋力登攀，就可能实现一次新的突破，开拓出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平台”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理性。
理性的贫弱是创作意识的大忌。这在纪实热潮中尤为明显。纪实摄影的滥有许多原因，最根本的还是缺乏理性精神。纪实之实总是具象的、个别的，但对于社会、人是没有宏观的把握，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微观选择。到了90年代，摄坛名家还有人慨叹：大办钢铁“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仅此就足见一斑。当萨尔加多读到他拍摄发展中国家七大都市的创作计划时，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首先是新旧对比，是高楼、立交，是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他的着眼点是“一次人类大迁徙”。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就意味着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迁徙、交融。其眼界和胸襟确实高人一筹，一个人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什么和他认识到、感受到什么，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是分不开的。思路开阔，眼界才能开阔。吴家林一贯热恋于滇西南“山里人”。近几年走的地方多了，感到“中国太大，哪里都可以拍出好照片”。 在山东泰山，他没有拍风光，却对山上的轿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从抬轿与坐轿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化。50年代抬轿、坐轿的人都不自在。今天坐轿的坦然，抬轿的心甘情愿。有的还争着抬。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无论这“抬轿与坐轿”的图像效果如何，作为一位主张在生活中“随意”抓拍的纪实摄影家，在他的“随意”中所灌注的理性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
心态，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人的全部经历和学识造就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同境界的人举止状态，心理状态不同，实际享受的世界大小不同，对自我的认识不同，对摄影艺术的追求也不一样。搞艺术的人最可贵的精神境界是对生活的激情和创新的欲望。人称“野路子”的“电影怪才”张艺谋和摄影艺术也颇有一些缘分。在谈到电影《红高粱》时他曾说：“它实际上反映了我创作心态的不安分。我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你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要敢恨敢爱、敢生敢死，不能一肚子文化，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 。”（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这大约也就是歌德说的：“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走出“平台”的过程首先是超越自我、人格精神自我完善的过程。题材、形式上的突破是重要的，但只有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整个民族的、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观照相交融合铸，才可能跨越艺术表面层次上的小花样，小变化，进入艺术体验的层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艺术景观。
责任比荣誉更重要，至于中国摄影家知多少，这似乎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