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在核实中..       来源于:中国艺术传播网

中国摄影家知多少?这并非一个计量的问题,首先在于定性,在于心态。
《中国摄影家辞典》越编越大,越编越厚。据悉,只要是省一级摄影部门工作者,省一级摄影团体的会员,即可入编。这自然是一种定性。由是,“××大辞典入编”成了填写资历的内容、印刷名片的头衔。这当然是一种心态。有人说,加入了摄影家协会难道还不算是摄影家?这既是定性,也是一种心态。
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靠的是一点精神。许多事情,许多名份,就看你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摄影家是什么?文学名家张炜的一段话颇能发人深省。他说:“作家是一种神圣的称号,不是谁都可以配得上的。当然,在公众场合出于礼貌,随便叫叫也无妨。我自己就从不认为自己算是一个作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会有太多的作家。”张炜算不算作家,无须评议。但他的心态一目了然。“家”作为一种社会性用语,作为一种社会承诺,不无尊敬赞许(当然,有时也只是一种恭维)。但不必以“家”自诩,自居,更不必以此自傲。摄影家,不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衔,而是一种责任。摄影家意味着稳定的创作实力、创作潜能,意味着丰厚的生活、艺术积累和成果。不能在摄影艺术发展的某个阶段留有痕迹,对摄影艺术的历史进程产生某些影响,不能算是真正的摄影家。
在摄影创作领域有些现象颇为独特:一是摄影创作的机遇性、偶然性成就了一批幸运儿;二是频繁的摄影比赛所造成的浮躁心态——金牌情结;三是创作历程中的“平台现象”。
摄影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手段的科学性和摄取方式的直接性,决定了摄影对被摄对象的依赖性和成功的偶然性。从来没有依靠偶然性画出一幅名画的事,但仅凭机缘拍出佳作的事,在摄坛确实累见不鲜。早几年流行过这样的话:“一蒙、二碰、三运气,外加好机器。”把这当作摄影创作的诀窍未免荒唐,但作为一种现象,确也有几分真实。有的人第一次发表作品就登在全国著名的摄影报刊上,第一次参展参赛就摘金夺银。但往往这是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就是这一两张并非基于稳定创作实力的“佳作”,也就是以成为登堂入室的凭证。即令如此,也并无大碍,关键仍在于心态。时代在发展,由特定历史造成的一辈子一张“名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图像由珍稀进入泛滥的年代,由注重政治功利进入注重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年代,但依靠宣传造成“强制记忆”,造成“名作”的效应依旧在人们的“群体无意识”中占有一席地盘。这也许正是“金牌情结”的心理基础。
摄影比赛、评奖,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恐怕是最频繁、最活跃的,往往和商业行为结合也最紧密。摄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摄影比赛作为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对于活跃创作,促进艺术交流,发现新人,都大有好处;就个人而言,参赛、获奖也有利于激发创作活力,提高知名度,敲开艺术殿堂的大门。入选、获奖毕竟是好事。所谓“金牌情结”,是对于金牌的过分迷恋的推崇。即以参赛、获奖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终结,萌生迎合意识,弱化主体意识和艺术个性,以致造成短视、功利、浮躁的心态。比赛是游戏。摄影比赛也是一种文化游戏。一次影赛说明这一次文化游戏的结果,显示这些评委在有限范围内的一次性选择,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但是正像足球赛场看台上的掌声和叫好声一样,最优秀的运动员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金牌对于创作的左右可想而知。关键仍然在于心态。可以重金牌,夺金牌,但不必为金牌,唯金牌,把参赛、夺奖当作创作的目的,更不必把奖牌看作衡量作品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
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摄坛常有人材出,各领风骚二三年”曾颇多感叹。现在看来,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潮涨潮落,此起彼伏,摄影创作终于走向五彩缤纷。创作亦如登攀,愈高愈难,愈高能达到的人愈少,登临珠峰尖顶的佼佼者总是极少数。攀登过程迂回曲折,总要经历许多不同层面,创作也是这样。掌握摄影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技巧、创造、风格四个层面。技术、技巧的层面容易达到,由技巧进入创造则常感心力不足。进入创作层面以后,到达一定阶段也会出现停滞、徘徊,在同一层面上不断重复自己,后劲不足,难以突破。摄影创作历程中的这种“平台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颇为常见。其原因多种多样,概而言之是底气不足。创作热情衰退,价值取向平庸,物质欲望的诱惑,等等,也都可能造成创作上的疲软、停滞状态。陷入“平台”的原因各不相同,如何走出“平台”,超越“平台”,也因人而异。但关键也还是在于心态,在于精神状态。
在“平台”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是困惑,一是自足。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处于“平台”期仍以同层次自我重复为满足,沾沾自喜,眼光短浅,当然谈不上突破。对一个清醒的有胸襟的摄影家,“平台”是创造生命历程中的阶段性苦闷,只要对自己的登临的高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关键时候咬一咬牙,聚足一口气,朝已经意识到的艺术境界奋力登攀,就可能实现一次新的突破,开拓出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平台”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理性。
理性的贫弱是创作意识的大忌。这在纪实热潮中尤为明显。纪实摄影的滥有许多原因,最根本的还是缺乏理性精神。纪实之实总是具象的、个别的,但对于社会、人是没有宏观的把握,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微观选择。到了90年代,摄坛名家还有人慨叹:大办钢铁“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仅此就足见一斑。当萨尔加多读到他拍摄发展中国家七大都市的创作计划时,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首先是新旧对比,是高楼、立交,是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他的着眼点是“一次人类大迁徙”。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就意味着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迁徙、交融。其眼界和胸襟确实高人一筹,一个人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什么和他认识到、感受到什么,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是分不开的。思路开阔,眼界才能开阔。吴家林一贯热恋于滇西南“山里人”。近几年走的地方多了,感到“中国太大,哪里都可以拍出好照片”。 在山东泰山,他没有拍风光,却对山上的轿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从抬轿与坐轿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化。50年代抬轿、坐轿的人都不自在。今天坐轿的坦然,抬轿的心甘情愿。有的还争着抬。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无论这“抬轿与坐轿”的图像效果如何,作为一位主张在生活中“随意”抓拍的纪实摄影家,在他的“随意”中所灌注的理性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
心态,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人的全部经历和学识造就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同境界的人举止状态,心理状态不同,实际享受的世界大小不同,对自我的认识不同,对摄影艺术的追求也不一样。搞艺术的人最可贵的精神境界是对生活的激情和创新的欲望。人称“野路子”的“电影怪才”张艺谋和摄影艺术也颇有一些缘分。在谈到电影《红高粱》时他曾说:“它实际上反映了我创作心态的不安分。我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你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要敢恨敢爱、敢生敢死,不能一肚子文化,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 。”(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这大约也就是歌德说的:“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走出“平台”的过程首先是超越自我、人格精神自我完善的过程。题材、形式上的突破是重要的,但只有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整个民族的、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观照相交融合铸,才可能跨越艺术表面层次上的小花样,小变化,进入艺术体验的层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艺术景观。
责任比荣誉更重要,至于中国摄影家知多少,这似乎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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