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该如何面对疾病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社会各界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行动与日俱增，作为给这个特殊群体以关爱和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摄影自然参与其中。
反观新时期纪实摄影发展历程，我们惊奇地发现：关于疾病的影像竟成为不少人的“成名”题材：从艾滋病、麻疯病、白血病到孤独症、精神病，中国摄影师用镜头增加着公众对这些病痛的了解和正确认识，也确实帮助一些经历着病痛的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援助。
当时光流转至21世纪，当我们的社会对于灾情、疫情的传播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当影像给予公众的感染力愈发增加，摄影之于疾病，除了摄影者以“或悲切或激扬或平静的眼光”拍摄之外，还可以成为一种隐喻的力量、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促病痛者前行。

勇敢地面对：还病痛一份真实
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初非典暴发期间，许多摄影师请缨上一线去记录抗击疫情的战斗。我们不否认其中些微的功利因素，但这种勇往直前的态度、决心以及后来的结果证明，摄影人没有为这段历史留下空白，《SARS病房》等作品已成为一个时期的经典。
再向上溯，单广东一省，圈内公开亮过相且颇有名气的麻风病题材作品，就有杨延康、陈远忠、余海波、王凡四人的“W小组”和秦军校、李洁军等拍摄。曾有观众看了麻风病的照片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坐在轮椅上的麻风病人是凄美的，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照片，是能挂在墙上不掉下来的照片，以至于我被盘桓在这个画面中，无话可说。好的照片能改变人的价值观。”
摄影师们也在用平实而富于思考的语言表述着自己的想法，拍过《精神病人》的摄影师袁冬平的初衷是：“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拍摄《孤独症》的王景春在手记里写道：“在持续一年的断断续续的拍摄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问，‘什么时候能够见报？’我知道，他们都企盼‘见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常常要面临这样的尴尬。令我羞愧的是，我不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能给他们的帮助也是极其有限的。”
摄影评论者孙京涛，在一项名为《疾病》的专题影展前言中写道：“我们真得感谢那些用相机面对疾病的摄影师，他们带给我们一面面回望生命的镜子。由此生发出来的那份坚强，辅佐你穿过病痛的浓雾，去面对最真实的生命，这就是摄影师工作的价值。”
如今，不光是摄影师，即便是那些正经历痛苦的人们也开始以摄影的方式勇敢地面对疾病。近日，北京的中山公园里正在举办《我们的声音———北京HIV感染者照片之声图片展》，展出由北京艾滋病感染者用相机自己记录的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策划者说：“面对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展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能力。”

仁慈地面对：爱在镜头中回望
数日以来，一条出版界的消息颇受媒体关注：云南出版集团完成了一次作家、摄影家和出版工作者共同献爱心的创举，他们“以爱的名义”，邀请全国34位作家和100位摄影家捐赠版权，结集出版《爱──在叙述中聆听》、《爱──在镜头中回望》两本图书，向港、澳、台及美国、法国、德国的权威出版机构捐赠两本图书的版权。该集团承诺，所有出版利润都将捐赠给艾滋病救助机构，希望唤起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给艾滋病受害者切实的关怀和帮助。
这100位摄影家大多是圈内名人，他们捐献的作品可能没有任何关于病痛的流露，但却都充满了“爱”的情怀。中国文联副主席、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如是评价：这里的每一幅照片，无不展现摄影家的爱意。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到温馨与和谐，读到幸福和甜美……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得到爱的熏陶，受到爱的感染，心灵会得到一次洗礼。

这些捐作品的摄影家每人还用一句话阐明了自己对“爱”的理解：捐出《母爱》的摄影师于志新说，“愿人间的关爱充满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摄协顾问吕厚民说，“人间的爱可以穿透一切”；云南摄影师徐晋燕说，“摄影的对象是镜头前的事物和人。只要你有一颗爱人类的心，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的题材。”
相信，这些充满“爱”的作品一定会让那些艾滋病毒的受害者感受到关心与力量，在读后长久地在“爱”的镜头中回味、回望……

“时尚”地面对：裸露的力量
近日，《时尚健康》杂志的一期封面成为“八卦”新闻主角。这期封面用的是钟丽缇、李冰冰、邬君梅等三位女星的“裸照”。当然，此举并非娱乐圈的“搏出位”，而是为“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的一次“勇敢献身”。
固然，以这样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折磨女性的乳腺癌的关爱，引起争议是早已料到的，或许策划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轰动效应”，而别出心裁地用了流行文化中最敏感的一种方式。其实，同样的“轰动”去年此时也发生过，那是在红门画廊举办的一次以“美丽、健康和乳房”为主题的摄影展。在长达一星期的展览之后，38张照片被出售，2万多美元的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教育基地”。
作为“粉红丝带”运动的创办人，雅诗兰黛集团的副总裁伊芙琳·兰黛夫人是这些活动的“主谋”。她不仅策划以摄影为手段的活动，而且身体力行地拍摄同类题材的作品，至今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多次摄影展览，其作品被多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所获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研究基金会———这是她最热衷的。
“自然滋养了我们；抚慰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当我想帮助某人———甚至只是帮我自己———寻找到宁静的时候，我的目标就达到了。”伊芙琳·兰黛夫人解释道。她在摄影中探索的治愈和复原的主题，同样也表现的是对乳腺癌研究的努力。
了解了这样“时髦”的展示方式和活动策划者的苦心，我们便会不由地对此举生出敬意。毕竟，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一份关爱的苦心。

当然，在摄影界对于疾病的关注和关爱外，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还有人将镜头伸到病人鼻子底下去揭露人家脸上的伤疤，还有人以所谓的“视觉冲击力”把最刺激的病痛张扬给公众，甚至有人在非典疫情最严重之时盼着“死人”，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死人的照片才可能搏大奖”。
杨延康以“悲悯”作为自己麻风病专题作品的标题，他在观看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摄影师的作品时一再强调“把17毫米的广角扔掉”———这或许才是摄影面对疾病时最基本的正确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