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冷——论人文影像及其记录者的尴尬境遇

哲学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试图用哲学阐释世界的本质时，自己设法从复杂纷乱的世界解脱出来，用颠扑不破的条条真理回避现实的种种具体烦恼和困惑，而世界却没有因他们精辟天才的论断而成“美丽新世界”：冲突依然在继续，矛盾无处不在，生命愈加脆弱，人的命运仍然堪忧。哲学家固然不拯救这个世界，政治家和科学家似乎也无能为力，这个担子似乎过沉重，究竟谁可以承担这个神圣的使命，于是有人指着肩扛着一大堆枪炮状器械的那群人说：可能是他们——摄影家。
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摄影师试图用自己深邃的目光发现并记录这个世界，用他们手中的影像记录器——摄影机或照相机，他们热情高涨，不知疲倦，无处不在地奔走于天地之间。他们关注自然，关注生存，关心人的命运，一切人的活动都网罗进他们昂贵的镜头。影像告诉人们，看，这就是人的世界，也许只有这样人是什么，人在干些什么，怎么活着和死去，为什么活着和死去，这正是哲学家们才乐于思考的问题。提供给受众最宽广的视野，最鲜活的决定性瞬间成为影像记录者终极的目标，暴露世界以激发人对自身和人类命运的关注，这不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拯救世界吗?和那些街头巷尾的自动摄像机器人的区别，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有着自由的脚和辨别美丑善恶的洞察力的大脑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无坚不摧的勇气等等，他们是一群值得称道的家伙。他们是如此忙碌，鞠躬尽瘁，为了某些珍稀的镜头，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有的人甚至失去生命。感谢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我们视觉和思维的延伸，使我们的生命因为影像的见证得以丰富和深刻：乐与苦、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滑稽与崇高、勇敢与懦弱、深刻与肤浅……几乎所有和人相关的主题均能在影像上得以呈现。
可是，他们真的有那么高尚吗?镜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否是一种虚伪的表象?质疑的声音和评判者挑剔的目光从来没中断过。
质疑之一：影像虚伪论。质疑者怀疑影像记录者的动机是否如想象的真挚和高尚，进而推断影像深层次折射的所谓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是有水分的。毕竟影像记录是一种职业，或者说是一种谋生手段，因为他们可以用那些震撼人心的影像来换取自身生存必须的金钱，换个尖刻的说法：他们以制造和贩卖人文主义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艺术家，而是商人，至少在本质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以逐利为最终目的。当艺术都沦为商品化的牺牲品，还有什么高尚可言?从这个角度说影像记录者的用心甚至是卑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做卖点，并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迎合观众，博取人们的关注，由此可得出结论：影像都是幻象，影像记录者们不过是玩弄把戏的魔术师，仅此而已。
质疑之二：影像记录者良知退化论。质疑者抨击部分影像记录者的诸多罪行，如以报道自由为幌子侵犯隐私，不计后果地粗暴干预记录对象，被人们厌恶的贬称“狗仔队”，由于他们的狂热参与，被记录者无处藏身暴露于公众面前，生活因此面目全非，精神濒临崩溃，成为影像的牺牲品，而这些记录者们面无愧色的充当着帮凶角色；他们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炮制耸人听闻和胡编乱造的黄色作品，影像记录者抱着窥视狂、暴力狂和色情狂相仿的心理在行动，将丑陋、血腥、挑逗的视觉刺激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看，这就是你们要的；更有甚者，影像记录者尤其是青睐于社会问题题材的人抱着一种本能的职业心理，焦急地期待遭遇更黑暗的影像现实，并以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为理由，以超然冷静的旁观者身份有意放任“惨剧”的发生发展，在得到了轰动影像效果的同时失去了起码的人道主义，这与他们一贯奉行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例如电视台摄影师曾经拍摄反映弃婴的纪录片，这个不幸的婴儿在街头无人救助，最后死于饥寒。电视片播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舆论震惊了，谴责的对象有三：弃婴者、冷漠的路人，而更多的声音在指责和声讨摄影师的麻木不仁，居然忍心从容地记录生命的痛苦死亡却不伸手援助，称其为自私和极其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比前者更残忍和可憎。
质疑之三：影像泛滥论。当铺天盖地的黑镜头、红镜头、毒镜头反复刺激人的视觉神经时，人们还会为此而感动吗?“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摄影的见证已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各类灾难影像的庞大的档案库，以至于人们不再会对反映战争的惨烈影像感到惊奇了。在人们经受苦难的地方，一定会有摄影机的存在。但是这种号称记录真实的媒介是值得怀疑的。影像在一个经过人为选择的框架里，画面被从一个真实的空间抽离，它能传达和反映的真实的信息是有限的。”批评家们尖刻地指出讲述现实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为了让人感到惊讶的猎奇行业，它企图把人们的眼光加以普遍化，新闻及其影像早巳转变为一种娱乐。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影像成为以一种类似于咖啡或茶的消费品时，所谓的人文主义色彩成了皇帝的新衣，这是有良苦用心的精英编辑们所始料不及的。在《论摄影》一书中，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指出：“媒体对于暴行影像的过度展示，已经使人们变得日趋麻木，削弱了他们的同情心。”影像泛滥的间接后果使影像成为麻醉品一样起着钝化受众神经的微妙作用，甚至让人产生厌恶抵触情绪，影像不但没有拉近人与世界的距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

当影像及其记录者们褪去了披在外面的光环，其卑琐和污垢处如同转身的开屏孔雀令人反胃。的确，影像记录世界却不能改变世界，更不能可笑地说拯救世界。可影像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哲学家和生活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有与无之间的选择是艰难和痛苦的，唯一能做的是以一个影像记录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质疑。
首先针对质疑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影像记录者改变职业，他们会因此变得高尚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和“商品化”词语日趋时髦风行的今天，也许只有隐士和乞丐更接近崇高，不买也不卖。相对而言，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不仅辛劳，而且很难致富，不能因为它有这样那样的标榜而否定和怀疑其存在的应有价值。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影像的本质在于传递信息并达成沟通，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是一种必然而且必要的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较而言，大众传媒的运作是商业化的，但影像毕竟不同于纯物质商品，它的独立性更强，人文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更多。不管质疑者的批评多么尖锐，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是，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传媒业就没有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图景。影像，如同文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或者机车、电、网络一样，无不是承担着物质或精神的载体，谁能责怪和贬低它们的作用呢?
对于质疑之二影像记录者的良知问题，如果换一个视角去看待，或许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以前面提及的弃婴事件为例，如果摄影师没有在现场，事情会有不同的结局吗?不会!婴儿的悲剧还会发生。何况摄影师和他的同行可以救助一个婴儿，但他们能救助所有类似遭遇的婴儿吗?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影像记录者所能承担的，这也许正是他们“冷血”的初衷：让残酷的影像唤起社会对弃婴问题的关注，摄影师不应该被过多的指责，正是摄影者的见死不救才得以使整个的过程完整且有说服力的昭然天下，相反，没有救助不等于他们的良知泯没，灵魂可以安宁。即使是一个记者或摄影家的以专业态度为借口也难以驱散自我良心上的责难，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因为拍摄反映苏丹饥荒的《饥饿的小女孩》而获得了1986年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他在苏丹见到一个因为饥饿身体极度虚弱的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物救济站爬去，而一只鹰此时飞落在她的身后，正对着她虎视眈眈。卡特选好了角度，按动了快门，他赶走了那只鹰，之后坐在树下，放声痛哭。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刊登此照片的《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甚至是在凯文·卡特获得大奖之后。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指责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自杀身亡。生前他曾谈到自己的工作：“我不得不从视觉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给一个死人拍近景时，我要去摆弄他浸在血泊中的制服，死者的脸是灰色的。我要拍照，但我心里在喊‘上帝啊!’……”他们让我们无比敬重，正是这些影像记录者背负了双重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多少带有殉道者的悲壮。
对于质疑之三，如果非将影像泛滥归结为导致社会冷漠综合症的催化剂，依我看这样的观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真的把影像记录者当做拯救世界的英雄。种种影像弊端论的背后其实是社会本身的顽疾的症状浮现与折射，犹如我们只看到并指责站在高处大声吵嚷者，却不理会他为什么不停地吵嚷。与其说影像的泛滥是使人情感钝化的原因之一，倒不如说是社会自身的弊病造成了人的根本麻木。现实再次给予人们沉痛的事例：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华人惨剧“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暴乱，却成为某杂志大肆渲染的蓝本，笔触所及大量描写了华人妇女被强奸的细节，字里行间充斥着作者别有用心的想象，采用图片传递着一种暧昧的暴露窥视心态，使人感受不到作者对兽行的愤怒与心痛。再如，南京曾经放映过一部国产影片《南京大屠杀》，电影海报上一大幅照片显示了一个被日本兵撕开上衣、袒露胸部的女子，旁边配有煽动性的文字，将日军残害侵犯中国人的悲惨景象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这是影像的悲剧和耻辱。这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影像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亵渎影像的人。
影像的功能有时是软弱无力的，它们的创造者不能把自己扮演成堂吉诃德，更不能想象自己是救世主，能拯救这个世界的只能是人自己。影像及其记录者的境遇是尴尬的，无论是被批判还是被颂扬，如同现实本身一样，它永远处于矛盾之中，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有意义，影像的未来不会是暗淡的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