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您在说什麽？

在03年8月3日《人民摄影报》的第3版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杨明民的文章标题是《摄影创作和摄影批评“杂谈”》。没有看上几行，我就被笼罩在五里谜雾之中了。
杨先生，不怕您笑话，我看不懂您写的文章，一下也猜不着，您究竟想说什麽。您干嘛拐弯抹角的跟人逗着玩呢? 您发表文章是为了啥? 当然了，通过写文章挣钱，这一点很重要，大家都没有异议；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呢？不是还得和大家进行探讨和交流吗？不是还得为摄影的事业着想吗？在今天如此开明的社会里, 您都不能够坦诚的对待自己和勇敢地面对读者；您那潇洒的“官腔”和着三不着两的《杂谈》，使我感到很遗憾。恕我直言，您该不是害怕再来一回“文化大革命”吧? 您也害怕“文化大复兴”吗？
实际上, 在学术上进行探讨和交流的时候, 大家都在恪守职业上的道德, 即便有一些思想和见解，看上去显得有些幼稚也无妨，只要我们是真诚的, 就非但不尴尬，反而会遭到热爱。这就象大家见到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小鸭子一样, 有谁能够做到不动心呢?
杨先生, 我作为热心的读者, 常在报纸上搜索。 想看到有没有什麽新的问题以及找到什麽好的办法没有；有的时候，也想了解一下“理论界”正在做哪些课题。可是您的《杂谈》真是让我大失所望。尽管您在行文中跳来跳去的地东躲西藏 ，却掩饰不住您在摄影人面前的疑惑和不安。很遗憾，“疑惑”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有从理性的层面上才能够被提炼出来, 而您还没有用足够的认识去把握住它们；我们不能够把”疑惑”拿去作为课题来进行研究，是不是呢?
杨先生, 如果疑虑在您的心里头还没能形成问题,那也没什麽。因为，在中国,在摄影界，如果您胶片拍得太少, 如果您涉足还不够深, 如果您不经点儿风浪，没点儿献身的精神; 那就怎末也摸不着脉搏，就永远都不会有真实的感受。再说，如果历史也不给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我们就建立不起正确的认识；要还想去领悟岁月沉积在人们心中的深层问题，就更是望尘莫及了。能够感觉到的，有时候并不一定都能够知道；因为感觉和认识，也不是“摄影的两个方面”在它们之间也是有着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您说呢？
杨先生,通过您行文时在观念上的模糊, 说明您还没有从理性上系统地认识心中的“疑惑”，就急于从本质上进行把握了。使思想和观念上的紊乱在读者的眼前升起了“五里谜雾”。不过没有关系，事情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下回，您不妨索性把耳闻目睹和道听途说的实际情况，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到你的文章里面去, 让大家去看, 让大家去想，让大家去议论。到最末了，您再从众多的认识中提炼出精华来，从理性上进行归纳和把握，在本质上进行判断，就结了。我相信，等到您第三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就云开雾散。也许，只有这样去工作, 所谓的“摄影理论”研究才能有成果；您的工作才会有意义，也才能受到界内人士的尊重！很有可能，“摄影理论”家们，就是干这个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杨先生对“摄影理论和摄影批评”，还有兴趣吗？
杨先生，听说在化学中“理论化学” 和“试验是化学”，是涉及到化学的两个方面。在理论化学里有一张表格，叫做“化学元素周期表”。 遗憾的是，摄影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在21世纪，在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的观念还没听说被一张“意识形态周期表”支配着。如果有人正在画这张表；兴许就是专门搞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人类文明的画卷面前；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们，正在用人类的七清六欲和生活的喜怒哀乐，饱蘸着社会的五颜六色在时代的画布上，描绘着那张“意识形态周期表”，想去规范人类的思想，管束人类的文化生活，想去界定文化艺术作品的生命线。然而，如果能有一把能够打开人类文化之门的金钥匙，它必须得用人类全部文明的精华去铸造。杨先生，象这种事情，您该不会相信吧？ 杨先生，恕我直言： 令俺感到惊讶的是，当您还不知道自己有什麽思想和想要说什麽的时候，竟能够写出那麽一长篇文章来；如果要是才思敏捷，胸有成竹的话；那还了得！？您这麽个写法，就算心里还有读者的影子；那还能不能够对得起自己？还能不能够对得起编辑呢？当然，对于报馆的编辑们来说，不过就是在例行公事的时候，多皱上几下眉头而已；而对于读者们来说，也顶多无非是在云里和雾里晕上那麽一小会儿。可对于您来说，却好像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怎麽用自己的“糊涂”去剥削他人的“愚蠢”；然后再如何从中渔利故事。在人类的第21个世纪，一个现代人如果能够把“文章”做到这个份儿上，我看倒是也应该静下心来，去好生地想一想了。古人道，“吾日三省吾身”。杨先生，如果您能够做到“一省”；也行啊！
杨先生，您的《杂谈》开谈就是居高临下的“假大空”官腔，象是个作动员报告的革命干部一样：“摄影创作和摄影批评，是涉及摄影的两个方面，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这要赶上“文化大革命”，倒象是还有那麽回事；可是在如今，就不象了。象这类似是而非的空话，如果能让人们驾着云雾，到天国里去一趟，倒也满不错。过去听报告的时候，人们就是稀里糊涂的跟着打盹儿；反正那个时候，都没有什麽真事儿。可是，在如今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采取那种“政治态度”，可就不行了。
“摄影创作”和“摄影批评”看上去都顶着“摄影”这两个字，可是在“摄影”的下面，却发生着两件不同的事情。“创作”和“批评”并不是“涉及摄影的两个方面”，而是在两条道上跑着的两驾车。在“摄影创作”那驾车上，作者在正进行的生活中拍着照片；而在“摄影批评”的另一驾车上，人们却围在已经拍成的照片面前说长道短。这就像厨师在里面的厨房做饭，客人在外面的餐厅吃饭那样。厨师和客人，因职业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和处境不同，才导至了不同的思想观念；由于他们涉及不同的对象，从事不同的事务，才导至了不同的行为，促成着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厨师和客人也“是两条道上跑得两驾车”。摄影师和厨师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而客人却和批评家的性质一样。前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作者；而后者却都是消费者。吃饭是消费，吃了红烧肉的人，可以变的更有精神；批评也是消费，批评家被作品“激活”以后，就能够见仁见智的“海阔天空”了。
当人们在文化中，使用各种手段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时候，文艺评论才有机会用历史的尺子，哲学的观点和逻辑的思维在生活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理性的认识客观的评判。从而认识其本质，升华其精神，把握其规律。
而在上个世纪的“文革”时期，所谓的“文艺批评”，却成了推行文化独裁的手段。所谓的“文艺理论家”，利用报纸的舆论，对人们的文化活动进行干预，监督和破坏，野蛮的践踏和剥夺人们的在文化领域里的思想权和创作权。如果有一个人写出来一本书想要出版，那他就一定得要为政治服务才行。在那个时候，摄影创作得看着文艺评论家的脸色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之所以，那个时候发表出来的照片，不是精神抖擞就是喜笑颜开，就是因为照片们得完成两个政治任务，一是要表现出革命的精神，二是要歌颂革命的胜利。在那个时候, 如果把“文艺评论”比作是“趴在作家身上的虱子”，就已经是比较客气的了；实质上所谓的“文艺评论”，简直就是一具禁锢人们思想的桎铐和一条抽在人们身上的皮鞭。然而今天，当《杂谈》在报纸上居高临下地向读者打着官腔；下着大雾；不能不让人在啼笑皆非的同时，又倒抽了一口凉气。杨先生，您该不是又在“逗你玩儿”吧？我的心里有点儿害怕了。
有人说中国摄影界的现状，是由于摄影理论的滞后造成的。这麽说，是荒唐的。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凡是艺术的鼎盛时期，都孕育着不朽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有人说“一个思想家，不一定就是一个艺术家；而一个艺术家，必定应该也是一位思想家”。依我看，中国摄影界的症结就在这里。
杨先生，您说“摄影创作与摄影批评，是摄影人与批评人的思想“交锋”，也是摄影人与批评人对社会状态的各自表述。”您的错误就在于，稀里糊涂地把“批评人”都赶到“摄影人”的车上去了；不是一起去照相，而是去给人家倒乱；去干预人家，去和人家“交锋”。人家“摄影人”是通过拍照片去表述社会的，而“批评人”应该通过什麽，又去表述什麽呢？杨先生，您应该招呼“批评人”都回到自己的车里面去, 应通过分析摄影人拍的照片，去表述和评论”摄影人”的思想；而不是通过社会。如果“摄影批评”能够回到另一条道上跑着的另一驾车里，去认识和评论摄影人已经拍成的，那饱蘸着作者思想和观念的照片，研究摄影师的艺术思想和社会观念；以及探讨这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观念闪烁的高尚精神和真理光辉在人类文化中的正确位置；这才是文明健康的意识形态。

杨先生您还说“一般而言，摄影创作是服从于相应的指导思想，”接着又说，“不同门类的摄影反映的意图是各有针对性的。”众所周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吃,喝,拉,撒,睡无一例外。“摄影创作”行为也被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不知道杨先生所说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指的是什麽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在国内战争年代，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导思想是“老三篇”。杨先生，我开始感到不大对劲儿了；不是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就全都思想解放了吗？怎末又出来了一个“指导思想”？我怎麽就不知道呢？
啊！您终于说出来了：“一句话，也许这与如何把握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追求有关。因而才引出对摄影创作的批评。”绕了这麽大的圈子，您才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真心话；不就是还想着到人家的车上去指手划脚地捣乱，去把握人家的思想，去限制人家的创作自由；去管束人家吗？遗憾的是，那个黑暗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杨先生，在中国，照相的人已经被监督和管束了几十年了。如今，我作为自由摄影师，也已经实现了“自由”的愿望。如果您想学习照相，我欢您迎搭车；如果要是打算捣乱的话，就请您把车门从外面关上，到别的地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