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悲歌

　一声闷雷过后，大雨滂沱，泥石流肆虐。中国当代艺术的运气十分糟糕，买家离场，市场萧条，哀歌四起。而那第一声肇事的闷雷，发作时间在2007年的年底，地点美国，人们管它叫金融风暴。

　　中国当代艺术如今像一个徘徊在市场上的幽灵，并凄厉地高喊:“崩溃啦，崩溃啦！”

　　当代艺术跌倒于“流感综合症”

　　果真如此否？我们从拍卖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与去年同期相比，香港的苏富比、佳士得春季拍卖的中国当代艺术，成交额大幅衰退，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陆的各家拍卖公司更是力不从心，从发表的成交额看似乎还有70%，但是这种结果已经普遍受到质疑:“真正的成交额有无三成？都令人怀疑！”


　　我们再从艺术画廊的角度观察:所谓“后八九”艺术家的作品，乏人问津；“7080”艺术家的作品更惨，很少有顾客正眼去端详。甚至，连这些画廊自己也泥菩萨过河，以北京为例子，798、王四营、宋庄等经营中国当代艺术的营区，不少画廊已经关门大吉。

　　灵活一点的人，如798韩国artcenter馆长是年青貌美的韩国美女张英伊，她已经把美术馆一楼改成了咖啡店，而楼上空间举办公关活动场所——举办类似手机发表、时尚秀等。

　　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命运又是如何呢？

　　我的切身经历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今年6月，北京著名收藏家高捷先生问我，“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系列’，宽3米，高近2米，是张晓刚的典型风格，你觉得值多少钱？”我的回答是:“假如是在2007年的春拍，地点在美国纽约，那么我相信它至少可以拍到1000万；而同期在北京，它起码可以拍到700万。而在今天——”我呵呵笑，没有回答。

　　高捷揭开了答案:“这张画是我朋友收藏的，他现在开价是300万，如果孙兄想要的话，我估计价格还能够更低！”

　　就是这位高捷先生，曾经以70多万购买了一幅曾梵志的“面具”作品，本想着自己长期收藏着玩。不料被某艺术经纪人相中，反复来商洽。为了吓阻人，高捷随口开价500万，岂料真的成交了。照现在的行情看，高捷是最理智的卖家！

　　台湾的艺评人刘太乃先生说得比我更狠:“曾经1000万人民币的拍品，跌至100万人民币，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没有人敢进场承接！”(引自刘太乃:《市场复苏还得等三年……》发表时间2009年8月)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举例说，2009年6月25日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拍”上张晓刚的作品以43万英镑成交的事实。我注意到了这个资讯，而且我也看到了亚洲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流拍。我的看法是，在这个时刻购买张晓刚的作品，藏家的背景不会很简单，或许是出于“屁股决定大脑”的立场。当然，此个案也无法扭转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个市场上的黑色命运。

　　中国当代艺术的崩盘，罪魁祸首是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这个结论显然是可笑的，因为在金融风暴爆发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明显暴露出它的市场颓势。

　　艺术市场的好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参与的人数和客户的质量。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行情像过山车一样忽然辉煌、然后急速滑落冰点的现象，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我的观点是，它如同甲型H1N1流感一样，流感病毒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是流感综合病症。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问题是“胎里毛病”

　　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至今争论不休。这说明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我国的艺术理论明显缺位，或者说影响式微。我曾经有意去询问一些已经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所谓收藏家，他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甚至把时间概念和种类概念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不是因为喜爱，也不在乎艺术的价值，完全是出于市场投机的需要。而投机艺术市场，必须是跟风，做短波投资。

　　著名收藏家唐炬先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名称愤愤不平。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排除了中国传统书画的当代艺术。唐炬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名称，侵占了不属于它的地盘。”

　　事实上，国际上对当代(con-temporary)艺术的界定，一般是指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艺术，而现代(modern)艺术的概念则主要是指1945年之前至印象派的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与此相去甚远。因为从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到今天，不过区区近30年的光景。而以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鲜有创新，大多是套用了西方已经过时的艺术理念，不加消化地“生吞活剥”而已。所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问题，大多数国内收藏家目前只是到了观望和思考的阶段。

　　以标榜“颠覆”和“否定”为“革命大旗”的中国当代艺术，有人提出“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语境状态中，必须首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才能成为当代艺术家。”(廖邦铭:《拒绝官方主义是中国当代艺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必须有“抗拒意识”，才能成为当代艺术家。难道揭露不行吗？难道反思不行吗？难道批判不行吗？

　　抗拒，就是对抗和拒绝，就是选择对立的立场。那么，它要抗拒谁呢？不言而喻。

　　这种鲁莽而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可能受到中国社会主流观念的尊重和欢迎。因为只要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人们渴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厌恶类似“颠覆”、“否定”和“大革命”之类的话语和思想。中国渴望的是建设，而非“颠覆”、“流血”，哪怕以艺术的名义。

　　更有甚者，北京宋庄的某当代画家，其下流而缺乏理性光芒的作品，或许会迎合某些西方反华势力的口味，但只会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唾弃和鄙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代艺术都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但是，更加海量的像垃圾一样的所谓当代作品淹没了它们的光芒，给人造成负面的印象已经吞噬了优秀作品所取得的成绩。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承认，“当代艺术有点无聊”。以崭新绘画语言而崭露头角的画家刘小东教授也说，“当代这个词令我作呕！”而徐冰和刘小东，也都属于中国当代艺术家。

　　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方面是虎视眈眈、摇尾乞怜地希望市场的垂爱；一方面是鲁莽而遭人唾弃的表现，成为今天的现实。

　　中国当代艺术一度红火与今天衰落的现实，其中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拥有更多观众尊重和喜爱的作品，才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一是“胎里毛病”。

　　当代艺术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当中国当代艺术已具规模时，我国的艺术理论家们显得手足无措。有些人试图有所作为，遗憾的是依旧学着洋腔洋调，很少能够给热爱艺术的人们以实际的指导。更多的所谓评论家，不向媒体或出版社要稿费，反尔向画家索要，这自然就沦为了画家的“御笔”。

　　中国没有构建起自己的理论，说话自然就没有了底气。

　　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没有“话语权”，自然也就丧失了“话语权”中最核心的力量“定价权”。

　　在国内市场上，一些人也是在看着外国的风向标，甘心做个跟屁虫。

　　记得在2002年以后，每到三月的某个夜晚，当代艺术画家们和国内的艺术品经纪人几乎无法入眠。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和他们一起在等待纽约拍卖会的结果。那些被西方人选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每次被推高价位，都会赢得我们阵阵欢呼——身在拍卖现场的人会打来越洋电话，把成交的消息告诉我们。

　　所有人都很高兴，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

　　可是，当大家被各种消息搞得云山雾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个重要问题。

　　这个权利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中？

　　也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西方人选择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一旦刮起了金融风暴，中国人立即会发现没有来得及掌握“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痛苦与无奈。

　　西方人在这几年里已经榨干了四大天王们的市场油水，如今自己也深陷入了经济的泥潭之中，在这种泥菩萨过河的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会来关心和保护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信念，还没有培养和建立起自己的收藏队伍，中国的当代艺术怎么会不崩溃呢！这就出现了刘太乃先生所描述的状况:“曾经1000万人民币的拍品，跌至100万人民币，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没有人敢进场承接！”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二是“话语权”和“定价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恶性炒作

　　北京的艺术品市场火暴之后，开始聚集了外国的收藏家。我遇见多位境外的收藏家，看完拍卖会后拨浪鼓似地摇头对我说:“你们的拍卖会，我们真的看不懂”——原因就是市场的恶性炒做。

　　其实原因很简单:画家开始攀比:你的作品今天卖50万，我的作品明天必须卖100万！

　　然后场下约定:你在场上买我一张，我在场下再送你一张！

　　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去与画家“合作”，声嘶力竭地吹牛皮。于是，牛在天上飞，满地是大师。

　　还有那些五花八门、没有刊号、或者是胡乱编个香港刊号的杂志，印刷出来的目的是给画家专门送人用的……事实上，这样的杂志根本就没有市场，也毫不可信。

　　特别让人抖鸡皮疙瘩的是，有些人在私下制造所谓的“市场排行榜”，只要掏钱的画家，就会把他的价格吹捧上天去。

　　那些拍卖公司呢？才不管这里面的猫腻，只要收到了佣金，在他们看来就是真实的成交。

　　这样的恶性炒作相信许多业内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包括那些挂在雅昌艺术网上的成交记录，有些是不真实的。

　　但是，它似乎却催生了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市场繁荣景象。

　　当然，市场的恶性炒作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里。

　　如此这般地“创造”辉煌奇迹，一旦风暴袭来，一个个记录就被吹得稀里哗啦，暴露出皇帝的新衣。害羞的人一定会为此感到尴尬，可是这样的人我见过的确实不多。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三是市场的恶性炒作的结果。

　　艺术家的批量生产问题

　　在艺术圈里有个现象，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喜欢“挑选”自己的学生。实际上，有些学生就是他们的“枪手”。学生模仿老师的风格，然后老师做些局部的修改，签了自己的名字，就等同于老师的作品，而且，收藏家根本不知道是学生代笔的。

　　老师的作品就这样一下子多了起来的同时，老师的画室也类似于做酱菜的生产作坊。

　　在某个公开场合，我曾经请教当代观念摄影家王庆松先生。

　　我说:“底片在摄影家的手上，收藏家们怎么样才能确保作品的数量只有艺术家所签售的那些呢？而且，如果艺术家愿意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尺寸上做一百张，等到市场好了，作品销售完了，又可以在另一个尺寸上再做一百张。这样一来，作品数量的增多，等于在稀释作品的市场价值。”

　　他回答:“只能靠艺术家自己的约束和道德力量！”

　　我们谴责那些作伪者侵犯艺术家的知识产权，骂他们就像盗贼一样，可是，艺术家批量生产的问题，是否也侵害了收藏家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关心。

　　看上去，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所以只要艺术家一红，市场一火，作品的销售没有问题。

　　但是，像台湾苗丰联先生那样的收藏家毕竟是极少数。他是台湾联华神通集团创办人苗育秀的公子。他在十多年前购买了岳敏君、方力均的作品，购买的理由是因为岳敏君张着大嘴笑、方力均的光头让他“好开心”。他还把季大纯的作品挂在厕所里，认为是“至高的荣誉”。他才是真正的艺术玩家！

　　相对于爱好与收藏中国字画、瓷器和写实油画的人来说，上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藏家毕竟是少数，而且目前中国大多数的收藏家，还不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为了赚钱——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市场就是人们赚钱的地方。

　　作品不少，藏家却很少，这是现实的收藏格局。他们一旦发现了某些艺术家的批量生产问题，就会犹豫不决，即使在艺术品市场低谷的时候也一样。而一旦看见市场的风吹草动，这些人的收藏意愿并不坚决，简直是望风而逃，生怕被套住。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四是艺术家作品的批量生产问题。

　　……

　　在这些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收藏家本身的质量问题；中国中产阶级队伍扩大的问题等，都与这个市场有直接的联系！)悄悄累加在一起的时候，正好遭遇到金融风暴，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悲歌逐渐嘹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