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福利：希望新闻报纸摄影出现更多图片故事

　郑福利：我在做准备的时候，还真的是一直在写想说的一些东西，还没有想到从新媒体这一块来说，刚才我都快有点忘掉了，我还干了这么一件事，要不是柴总提起来。我本职工作是做一个编辑，一不小心，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变成了记者，这一次我带了一个DV去，因为我常常感觉因为静态的照片有很多情绪表达不出来，我觉得很痛苦，一定要用动态的东西才能传递出来，所以我带了一部DV，碰巧我们在北川县城的时候碰上堰塞湖要崩溃的消息，那个时候碰巧又跟安光旭老师一起在北川的河道里面，我们就一起往外逃，在逃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虽然在灾难现场，但是因为灾难已经发生过去有6、7天了，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在跑的过程当中，我就没觉得这会很危险，所以说当大家都在跑的时候，我还在拍，大家在跑我就站下来拍，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来当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老安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突然之间开了起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跑，这个时候就觉得吓坏了，全城人都在往外跑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但是在跑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在拍，就是机器没有关掉，一直拍，录了很多的现场音，整段的视频比较有意思，后来一直在做尝试，当天晚上就到酒店里面把视频倒给安光旭老师，后来录了一段新媒体，叫北川逃亡这一个媒体里面去。其实关于新媒体要从这个开始，我还是想讲一下，自从在《东方早报》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我记得3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媒体在国外就有一些苗头，而且有很多新的尝试，很早的时候我就讲过，流媒体我们还是要弄，在国外已经是一个主流了，国外的摄影经历了一个胶片跟数码之后，慢慢的转向静态影像跟动态影像之间的讨论，已经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迫不及待地要做，但是迫于形势所限，在那个时候国内基本上没有人提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跟任老师打电话也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很多的共鸣，只是没有想到3年之后能碰到这样一些事情，大家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必然，一定要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也接触，噶尔他们新到中国的摄影师和文字，他们都是带着摄像机，带着录音设备，随身的装备都非常全，在国外所谓的全能摄影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我去查他们的招聘资料，你要能够指导摄影跟视频记者，我一看，哪怕是在美国很小的报纸，这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在国内恐怕作为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片，拍摄影，拍DV，可能还是一个刚刚的起步，从这点来看，我们离国外的差距还是比较远。

　　至于新媒体这一块，我就从报纸说起，因为视觉联盟主要是报纸，虽然我们现在做杂志，但是之前一直做杂志，从新媒体报纸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有一个表率的作用，《纽约时报》的制图包括多媒体是非常具有借鉴价值的，因为流媒体的东西，很难用语言描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屏幕上放一下，大家一看就会有感触了。我在想，因为我一直都在想一些问题，为什么想这些问题？是因为柴总在影响杂志上那片约稿，让我写一点关于震后报道的一些事情，我就想了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今天到这边来，我主要还是想讲一些问题。

媒体报道灾难性时间应有标准流程

第一个，我还是想讲媒体报道流程的事情。在更早的时候海啸，海啸发生了以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这个可能发生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其实这给我们报道地震也提供了借鉴。当时地震整个报道过程当中，我把所有的我认为比较好的，比如《纽约时报》等等所有的报纸的版面从地震发生的第一天到结束的那一天，所有的头版我贴在国际部的墙上，按照时间顺序给编辑们看，我说灾难报道就应该这样做，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第一天报什么，第二天报什么，第三天报什么，无论所有的灾难报道都有一个节奏的，第一天比如说讲现场，你慢慢的就会还原到救援，慢慢的就会还原到灾民，慢慢的就会到灾后的处理，都是有一个流程的，就跟救人是一样的，有一个流程。我觉得这次中国的地震报道，可以让中国的媒体至少可以很清楚的想想，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报道的流程？这次普遍的感觉，我以杂志为例，因为报纸要做得好一些，在灾难面前大家都乱了手脚，不知道要干嘛，也不知道拍什么照片，大家都慌了，看到了好照片就用，也没有什么编辑的思路，非常的杂乱，这个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想清楚，流程的问题是一个程序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被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次报道当中，图片的故事看到的还是太少了，大部分都是新闻现场的一些报道，纪实上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是做杂志，跟以前做报纸不一样，我是希望有更多可以从更多深入的东西，更多摄影报道，是一组照片，而不是一张照片，不是一大堆，单张的好照片放在一起，而是一组有故事的照片。在这点上我印象中最深的，可能我看的灾难照片比较少，到后来我实在不敢看了，我看到印象最深的是《纽约时报》的那一组照片，棉竹市市长下跪的照片，拍得最好的不是我们视觉联盟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摄影师，当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组照片，不是一张，一组大概10张左右，我看了一下时间，我感觉就是在一天左右的时间拍完的，运用非常娴熟，这一个事件拍成了一组照片，一个新闻故事，从景别、人物各个层面都有，非常的棒，我在国内没有见到，往往在国内看到这种事情就看到一张照片，这个人下跪了，然后就没了，但是那组照片当中不仅有下跪的照片，还有孩子的照片，有特写，有情绪，所有的东西都有，整整一组，非常的感人，但是在国内我就看不到，作为杂志而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作品出来，因为杂志的周期比报纸要长很多，最起码一般的杂志都会在报道之后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做准备，但是一星期之后的杂志我们可以拿出来翻出来看，基本上所有的杂志都惨不忍睹，不仅照片惨不忍睹，使用照片更是惨不忍睹，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中国杂志的整体水平还是非常低的。而且，杂志的摄影师的水平也比较低，相对于报纸而言的话要低一些，而且很多好的摄影师都是为报纸而服务，在那个时候找特约摄影师非常艰难，几乎找不到人，这个是从故事上来讲，在大的地震灾难面前，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他应该很冷静，知道自己不仅是可以拍一些新闻照片，完成报社的工作任务，也应该有一些拍故事的能力，因为只有拍好故事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新闻摄影师。

捍卫新闻真实性就是捍卫记者的生命

接下来一点我是想讲新闻摄影限度的问题，博客上有一些讨论新闻摄影限度，什么样的照片不能拍，什么样的照片能拍？我有一个强烈的原则，死者的脸不能拍，我在现场拍照片的时候，死人我都不拍，拍的话我都把人的脸遮住，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一个起码的要求。看照片的时候看到太多让人做恶梦的东西，这个摄影的限度其实刚才已经讲了，我只是想补充一个编辑的限度，人家这么拍你为什么还这么用？这也说不过去，这是一个媒体把关人的资深的问题，你不能只说是摄影记者的问题，同样还要说你编辑是不是也有问题？当然，某些地方我认为文字的编辑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探讨那个层面，但至少我应该觉得，除了摄影的限度要讨论，编辑的限度也要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关于灾难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拍，然后你到现场什么都拍了，拍得很惨也没有问题，毕竟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第一次，很多事情没有经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犯了错误也很正常，但是犯了错误没有讨论那就不正常了，如果没有经验和教训那就更不正常了。

　　另外，我以前在东早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以看到，几乎全世界最著名的报纸和杂志，我当时搜集过，我当时刻意的干过一件事，搜集灾难报道，我把西班牙，西班牙那一年的火车爆炸，包括那一年巴黎竞赛画报从年初到年末所有重大的灾难报道，大约4次还是5次我全都搜集下来，碰巧我那个时候能拿这个杂志，我都搜集下来了，同样是灾难，同样死很多人，那个时候我去看这些杂志，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我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恶心，我不会觉得我看不下去，但是在现在我觉得看国内一些杂志，部分的报纸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报纸，那本杂志我放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像一口棺材一样，我不敢把它打开，我特别害怕，看都不敢看，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离它远远的，我觉得很恐怖，这个是一个媒体成熟程度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太年轻，在这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说摄影记者是记者，但是我觉得在灾难面前，大家还要再加上一个追问，那就是记者也是人，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你是一个记者，然后你是一个摄影记者，在灾难的面前，人的良心仍然时刻问自己，我觉得灾难给人很多的启示和启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觉得在灾难现场的时候，改变了我们自己很多。

　　接下来再讲一个职业素养的问题，比如说在拍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拍有些人物的时候是一定要遵循拍摄者的意见的，在这个地方，职业素养这一块我最想讲公信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杂志社有一大堆比较著名的反对人士，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灾区也经常会问一些灾民，说政府的报道你们信吗？他们说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就是因为说了太多的假话，到了现场一看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时间长了就不信了，新闻摄影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大量摆拍以后，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相信这些照片？把孩子放在一起让大家笑，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问题，于是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敬礼的小孩，就是我很怀疑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画外音，画外音会说你把手举起来，这个怀疑是真是假，我觉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产生了怀疑，摄影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新闻的生命就是真实，如果对真实产生了怀疑，那么我们拍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不信，这样子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我们要捍卫新闻本身的生命，也是捍卫我们自己的生命。

　　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心理辅导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在开正式研讨会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开一个会，召集所有曾经去过灾区现场的记者和编辑，大家坐在一起搞一个心理辅导，大家可以哭诉一下，不要讲我很坚强。讲到这里讲一个事情，让我想到911，《纽约时报》的图片编辑跟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件事，说911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是怎么报道的，他说我们去很多人，几百人文字记者，报道完这个事件之后，大约受伤的人有几十个，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应该不下上百个，最后好像还有死亡的人，大家可以这样想，倒了一栋楼都这样严重，会出这样多的事，如果是倒了几个县城，死亡6万人又该怎么样？你说我们的记者不投入吗？不努力吗？我认为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很根本的，在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讲到这个事情就恰恰讲到一个美国新闻，至少说可以讲到美国新闻摄影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一个人干了一件事，这个人就是拉登，干了一件事就是911，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摄影死了吗？而且有专门的文章长篇大论进行严密的分析，说摄影死了，但是911改变这一切，所以说911是美国新闻摄影的一个转折点，从那天开始，许多摄影记者觉得他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要了，这个转折点就像是，有一点像是摄影记者转型到视频记者，摄影记者转型到视频记者地位不是下降了，在美国许多报纸里面得到的反馈，摄影记者的地位得到重新的提高，当然说得有一点多了，大的事件引起一个大的变革，我相信说回来还是说到新媒体这一块，我还是相信这场，不说地震震出新中国，地震震出新媒体，所以我觉得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新闻摄影者来讲再过几年看也是具有里程碑的一个事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