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我知道什么叫睿智

一年多来，在行驶的路上，在偶一安静的时刻，经常会在心里掠过一个佝偻的身影，在踽踽移动。他已无力挺直他的腰板，却还高昂着头，固执地拒绝来自别人的帮助，坚持困难地独立行走。他已经94岁的高龄，还顽强地活着。可我在想到他时，却总有一种不安袭上心头，那就是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威胁阴影———死亡。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这是一个无法排遣的字眼。因之，我心中那不断闪现的身影，实则是一种担忧、惦念和希望。希望看到一个生命的奇迹，看到死亡无法限制的长寿。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他的死讯。11月3日下午，我才结识一年多的新朋友———老摄影家吴寅伯终于平静地离开了大家。
吴寅伯，一个我年轻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摄影家名字，和我其实是距离遥远的铅字和若干幅静物花卉照片。在学习摄影时，读吴印咸先生《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一书，见吴先生举例的影室花卉作品《花常好》，就是吴寅伯拍的。后来，在一些摄影活动的场合见过他，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显得斯文儒雅，其风度和多数有政治背景的摄影前辈明显不同。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觉他亲切，或许是摄影大家的身份，让我甚至有一丝遥不可及的反感。后来又知他是30年代的摄影人，是那个时代沙龙摄影的主要人物之一。再后来知道他是历次全国摄影展览的评委，也没太当回事儿。从未见过他关于摄影的思想文字，却总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各种消息和媒介上见到他频繁出现的名字，我有些片面地断定他是一个凭老资格混饭的活动家而已。
一晃近二十年，再没见过。
前年岁末，《中国摄影报》发表我的拙作《观看的力量》一文。不久，编辑马勇打电话给我，说吴寅伯老先生看过此文，希望约我谈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我依已有的判断，吴老先生一定是非常不忿我文中对沙龙摄影批判的观点，要和我理论的。如若他是一个中青年人，我则乐意而且会快活地应对。因为对话是检索和梳理自己思路非常好的方式，尤其是和一个态度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应对的人。但吴老先生已经愈九十高龄，思想必已僵化，我和其论道必不投机，万一言语冲突激动，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闪避是惟一之选。但我惊异如此高龄的老人怎么还会阅读我那样的长篇大论。
事过一月有余，马勇又来电话代约，我还是拒绝，并托马勇帮助开脱。再过一月，马勇还是来电，看来老先生固执此事。怕老人心事沉重，不利身体，这次我答应了。马勇要告我地址，我说不必，老先生与我为邻，给我电话即可。吴老的居所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相邻几年我却从未见过。记下号码，我就拨通了吴老的电话。电话那端是一个微弱的声音，问我是谁。我通报姓名之后，略微沉默，然后那个声音就说我是吴寅伯。我问何时能拜访您，他说现在就可以。我告知我们是邻居，我几分钟后即到。老人平静地说欢迎。
放下电话，我就去了。
当轻扣老人的房门时，突然有些忐忑，不知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局。不过我做好了准备，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必须微笑以对。对于一个高龄老人和前辈，作为后辈的我只有恭敬二字。几次扣击后，老人在屋里回应请等一下。一阵缓慢拖沓的脚步声后，保险门后的木门开了，却没见开门的人。“鲍昆吗？请进。”声音从门的下方传出，我这时才看到一个身体驼成90度的清瘦老人，正吃力地扭动门锁。
当老人领我穿过黑暗的过道来到光亮的客厅时，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是我许多年前见过的那位吴寅伯。在我惊叹岁月打磨生命的无情时，老人让我落座，并坚持要给我冲泡一杯咖啡。桌上的小筐内是一打速溶咖啡包，看来咖啡是老人日常的饮料。阿姨不在家，老人缓慢笨拙地将咖啡冲好并放在我的面前，谈话也就开始了。
我问吴老找我有何事。他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想和你聊聊。我刚被咖啡冲淡的心情立马又忐忑起来。但很快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他说，我看了你的文章，觉得写得太好了。我几乎认为我的听觉有了问题，因为他这句话和我那精心准备的预期大相径庭。在我有些目瞪口呆的愣神中，他略显激动地接着说，我们这一辈子真是一无所成，拍了那么多照片，一点价值都没有。我问您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们一辈子追求沙龙摄影，都是和社会生活没有关系的摄影，根本在历史上就留不下来。我对他如此轻易地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别说像他这样如此高龄的老人，就是相对他来说我们这辈算年轻点儿的人，哪个会这样轻松地说出否认自己的话？一切显得如此不合逻辑，以至于我甚至有点儿怀疑老人家是否在做秀？如果是真实的，那是否又有些过于残忍？我真的是不敢接这个话题。老人并没有觉察到我的惊愕，仍是慢慢地叙说，“我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看了马克·吕布的许多照片，看了他拍中国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历史，那些才能留下。”

当老人说到这里，我的疑虑已经基本消失，一种感动之情从心中升起。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并被社会高高祭上神坛的人，将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光荣进行否定，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想，老人一定获得了某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让他在如此沉重的自我剖析中磊落坦荡，一是一、二是二。这种力量首先来自人格，一种以坚强的自信支持的人生态度。老人在后面的谈话中，不断提到各种各样信息和摄影史的现象，说明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在我们谈话的茶几上，放着《中国摄影报》、《北京青年报》和一些杂志。这说明不间断的阅读，是老人活跃思想的动力，所以，吴老没有许多老人那种思维止于中年阶段的僵化特征，而且也是他为什么想要和我们对话的真正动因。
当我顾虑解除后，和吴老的谈话就随意自如了。吴老是跨越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大跃进、文革和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诸多历史时期的摄影老人。他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我和他约定，每星期周末谈话一次，并允许我录音。这样的谈话后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七八次，他给我讲了许多有趣和重要的往事。遗憾的是后来我因诸事缠身，未能坚持。其中几次，都是吴老来电主动询问我是否能履约。
春天，前辈盛继润、田原、钱嗣杰约我一同去看望吴老。我叫上了吴鹏、李晓斌和罗小韵，这是一个50岁以上的“老、中、青”三代吧。无情的岁月，将我们从青年推到壮年，又从壮年推到暮年，可谓风雨蹉跎。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吴老在众人面前，再次讲出那些和我私下所谈的话语。老人铿锵的坦白，令大家仰止。
那之后，有大半年没有和老人联系了。虽未相见，但心际中却总是有老人的身影闪现。我想这是一种牵挂吧。在不经意的时光流淌中，老人已经离去了，连一个轻轻的道别都没有，想来真是令人惆怅。接获噩耗时，联系到老人的女儿，问何时举行告别仪式，回曰没有。告之，老人生前嘱咐，不通知任何人，不举行悼念仪式，不火化，将遗体交给医学部门进行研究，将有用的器官组织交给需要的人和部门；将生前摄影遗物捐献给未来要成立的摄影博物馆。我一时无语。吴寅伯，一个世纪的老人，用他平静、安详的生命过程，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真实，什么叫坦白，什么叫睿智。他，是我的榜样。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吴寅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