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之]民俗视野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

      二、女性禁忌：欲望中的生存困境再现

      然而，在看似百无禁忌的当代女性生存环境中，女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女性欲望有了合理表达的出路，但女性仍面临着一种实质性的尴尬。潜沉于女性灵魂深处的浓厚的“菲勒斯情结”依然存在，女性的物化、异化，受制于女性禁忌的现象也依然存在。我们以婚姻中的禁忌习俗为例，来透视当代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

      在选择婚姻配偶的过程中，除了了解对方的身份、地位、职业、家庭、收入等内容，在民间当事人双方还要看彼此是否是同宗、同姓，婚龄、属相是否犯禁，八字是否相生相克，这就是择偶禁忌。直至今日，一些禁忌事象如婚龄、生肖、卜婚、体相禁忌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这些择偶禁忌，基本上是针对女性的。同样是体相方面的缺点，长在男性的身上那就是福气，而在女性的身上则被视为祸害，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尤其是一些受到男方家长反对的女子，往往会以婚龄、生肖、体相、八字等不合作为一种体面的推辞理由。

      现代婚礼已经废除了许多繁文缛节，基本上趋简。但是到了正式婚礼那天，新娘子还是有许多禁忌必须遵守。因为根据民俗学家根纳普提出的“过渡仪式”，及英国当代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的“阈限”理论，处于阈限状态的事物最容易成为文化的禁忌。婚礼中的新娘就很突出地表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就成为一种禁忌，成为集“福”与“邪”于一身的人，她的这种特殊身份往往被认为其身上带有某些会伤害普通人的灵气、邪气或煞气。这种煞气不但会冲犯人，还可能冲犯神灵，因而在婚礼中，针对新娘的一些保护仪式或者驱邪仪式仍保留了下来。而为了今后人生的幸福，女性大多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婚礼中予以默许并遵守。

      送亲是指女方亲友送新娘出嫁。在中原一带送亲时有一些带有辟邪意义的禁忌习俗。如送亲的人必须是“全活人”，忌寡妇、孕妇送亲。在渤海湾一带，有“送爹不送妈”、 “姑不娶，姨不送，舅妈送，一场病”之俗谚。[5] (P46)温州地区，送亲的人也必须全部是男性亲属，禁忌女人在迎娶中出面，女性亲属包括至亲的母亲、姐妹都直接到酒店等候，而回避直接去新房。

      新娘到达男方家门口时，许多地方这时要燃放爆竹，以示喜庆，同时也是为了赶走新娘带来的煞气。因为民间认为，越是大喜的日子，越是担心有恶鬼捣乱。所以要燃放爆竹，以壮行人之胆魄，也不至使那吉祥之兆散失。[6] (P136) 此外，在新娘尚未进门又即将进门之际，民间还有许多“煞威风”的陋习[6] (P149) ，意思是给新娘一个下马威，象征着丈夫和婆婆制服新妇，这其中也包含了因为新娘身上带有“煞气”而要“去煞”的意味在内。当代新式婚礼中，一些陋俗已然废除，但一些新兴的仪礼中仍包含着婆家制服新妇、驱邪避煞的意味。如在温州，当男女订婚时，女方要置办一套碗碟，以备将来婚后请客使用。但嫁妆送往婆家时，却要将其中的勺子拿出来留在家中。因为温州俗语说“调羹晃”， “调羹”即勺子，勺子盛一点水还会晃荡出来，意谓新妇到婆家自作主张，不听婆婆的话。所以要把勺子留在家中，或者另外买一副筷子压在勺子上，表示新妇今后嫁到男方家，会老老实实听婆婆的话，百依百顺，服服帖帖。在结婚当天新娘进门之前，还必须“跨火盆”。现在火盆已演变为一堆由木屑燃烧的火堆。新娘到达住宅区的楼下大门时，等候在那里的男方家的亲朋好友点燃火堆，新娘不用当真从火上方跨过去，可以象征性地牵起婚纱的一角，从旁边绕过。

      中国民间结婚办喜事时，新婚礼服首先要是新的，其次，一般新嫁衣都崇尚红色。但是到了现代婚礼，逐渐兴起了喜尚白色的习俗，许多新娘在婚礼上亦穿戴纯白色的服装，不以为凶，反以为吉祥、高雅，白色成为婚礼上广为人用的礼服颜色，这是由于西方婚仪习俗传入的缘故。但是，由于中国传统习俗的浸染，人们传统观念中仍以红色为吉祥之色，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更是崇尚在大喜之日，要以大红颜色的礼服示人以为吉祥。所以，在中西两种观念的碰撞中，很多地区的婚俗演变为一场婚礼中新娘穿两套礼服： 白色婚纱和红色礼服，使两种习俗和谐共存。以后又逐渐演变为一场婚宴上新娘换三、四身礼服，白色和红色必不可少，其余礼服的颜色则可根据新娘本人的喜好随意穿着 (但黑色仍是禁忌)。新娘的礼服秀成为婚宴上使人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但透过这道美丽的风景线，人们不难看出女性禁忌的幽灵依然在徘徊。

      由此我们说，女性禁忌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根深蒂固。女性意识的觉醒所表现出的对于生命主体性的肯定，虽然使女性愈来愈关注自身独特的欲望话语，并在现实生活中也予以充分的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面对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带来的矛盾与困扰时，又不经意地落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裂谷之中，承受着传统话语的鞭打而备受煎熬。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文化形成的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女性是不洁的、是不祥的。因此，当当代女性的自我超越的理想与现实中的传统民俗文化遭遇在同一镜像空间时，就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女性”、超越性与千百年传承的民俗文化之间彼此断裂与分离的生命苦痛。所以尽管在当代女性民俗中，许多女性禁忌已然废除，但我们仍强烈地感到男权话语对于女性的压抑与禁锢，女性境遇比任何时代都显得困顿、险仄，女性依然是“他者”，依然没有充分的话语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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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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