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寻找迷失的精神――当下中国人物画作品中人的精神问题

艺术创造作为高级文化行为浸透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因此，构成人物画的对象和形式，必然成为艺术家精神传达的媒体。

　　徐复观在阐述中国艺术精神时，认为它的缘起来自于庄子的纯艺术精神中的某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他指出：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山水画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当然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山水画精神的背后恰恰是人的精神在起作用。到了公元20世纪末的现实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一块清静之地来安息文化人的灵魂了，托寄在艺术家胸壑中的山水精神不得不赤裸裸地袒露出人的精神实质。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

　　关于人，苏格拉底这样说过：“……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问答活动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由作为人的艺术家来表现人，就无法排斥艺术自我表现的客观规律(亦即艺术规律)的存在，这是一种值得并且应当充分肯定的价值。正如“诗人的思想和个性越是深刻有力，他就越是一个诗人”一样，因此才会有表现自我与深刻反映真善美的一致，表现自我与为时代创造精神形象的一致，创造与审美互为沟通一致的要求来约束艺术家――尤其是无法逃避现实世界的人物画家。就连曾经风靡中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理论中也不乏马列主义人的理性精神智慧闪光。他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也说过：“我们应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并且主张：不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力求改变时代，使人感到同那个时代的深刻联系。他在他的《自述》里是这样结尾的：“一个吸收了所有人的人，他完全配得上所有的人，而任何人也配得上他。”他反对文学创作远离社会现实而躲入个人内心生活的小圈子，主张发挥文学的道德功能。

　　时代精神通常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的总和和具体的表现，而心态是现实的产物，当代中国人物画从内容、形式到技艺的发展，都处在东西方文化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处在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巨大位差和时差之中，这个特定的现实构成了当代人物画发展既令人欣喜又令人困窘的特定含义。我们已经无法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来挑剔人物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历史条件。这是一个不断摆脱旧困惑，迎接新困惑的时期。刚刚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舒展筋骨没几年，又受到新潮的冲击，接着陷进了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的迷雾之中。如同严肃的交响乐受到流行音乐无情的挤迫一样，令人莫可奈何，我们寄望于阳刚大气、振聋发聩的艺术精神魂兮归来，寄望于困惑中重振奋进的勇气、力量和巨大气魄。我们十分清楚这是人物画在我们置身的这个历史时期中最为本质、也是最为基本的力量。但是我们却未尝意识到所谓“具有时代精神的力作”已不再是意味着某种抽象既定的艺术模式，而应是上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世俗化，人格道德精神的具象化、通俗化，以及这种本质力量在多种层面上的开挖和显现。指望并吁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扶植固然暂时可以取得成效，但却是难以持久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在愿望的背后掺杂着企望重新获得优惠的心理焦虑的话。

　　说欣喜不是没有理由的，当今中国人物画的局面是近现代绘画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非具象等等，流派纷呈，满目琳琅，高档的、通俗的，当然也包括假冒伪劣产品，一应俱全，一部绘画史也抵不上今天人物画坛的多样丰富。不能一叶障目，也不要危言耸听。若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宣告文人画大一统局面全线崩溃，标志着中国艺术获得新生为第一阶段，把“五四”与“文革”之间的数十年近代写实绘画运动当作第二阶段，把“文革”以后的二十年作为第三阶段，那么这是了不起的二十年。宗教迷狂消逝，理性精神复苏，中国的现代绘画由初级层次走向世界。

　　说困窘也是清楚不过的事实，我们的人物画还缺少一些什么，缺的正是人的精神的展示；缺的是各种流派在形式语言和技艺上进一步的锻造、醇化；缺的是与中古代、西方现代拉开距离的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堪与西方艺术衡的黄钟大吕式的鸿篇巨制。我们的载体缺少大写的精神，或者说我们的艺术精神还没有找到坚实的载体依附。这才是我们苦苦追索而难以释然的世纪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