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

这次灾难前所未有，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网络及平面媒体的记者动作非常快，在座的大家主要是搞摄影的，我原来讲过一句话，不到现场一事无成，这和文字记者还有区别。文字记者也要求到现场，但有时候第一时间不在现场，第二时间不在现场，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把现场写得活灵活现，摄影记者是完全不行，必须到现场。

　　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引起了媒体前所未有的行动，我是13号去的，当地有些记者几乎是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甚至珠峰下来的记者正好在成都，也是连夜赶往映秀镇，徒步进去的，我碰见了北青报的，北京晚报的，他们都比我早去了一天，而且这次的新闻报道是前所未有，面对重大灾难，禁忌很少。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比我们的动作还快，事实证明，前所未有的及时、透明报道，最后的结果是国内外的舆论对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给予了很积极的正面报道。这一次我们做媒体的人心里面更有数，当你的镜头、你的笔触、你的电视非常透明的时候，你不要怕你的读者，你的观众，引起混乱、恐慌，实际上全中国的人能这么迅速的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支援灾区，大家万众一心，媒体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媒体的报道，这种动员支援，是难以想像。但是在报道过程中，我们的记者，除了展览之外，还看到很多照片，真是表现很不错。在这场灾难面前体现出的职业精神不是一两个记者，应该是一个群体，而且在救援的过程中，我所能看到的，比如那天往映秀镇进发，我们还坐了一段水路，下面又走，国道面目全非，这一路我同时碰到了广州志愿者医疗队，他们每个人背的药品不会低于30斤，在那样的路上，有时候是爬行，我报的文字记者林天红和我是搭档，还有武警总部的摄影干事刘海山，央视新闻调查的摄像师席林，这些都是在我身边的，他们一路是帮着人家扛东西，扛药品，而且是扛了一路，没有人要求，大家走到一起了，这个时候要互相帮助了，就这样走到映秀镇的时候，我在地下足足躺了40分钟，但是我这三个同伴他们一路帮着医疗队的志愿者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了一路，这是我亲眼看到。研讨我觉得我们还是多谈一点问题，成绩大家都在那儿摆着，这么多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如何做，迅速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位了之后怎么办？这毕竟是一场灾难，而且我们所有的记者在现场，可能最脆弱的是记者自己。不光是我，我同行的这几个同伴，大家都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看到灾民的家人死了，没有表情，没有眼泪，也许别人早就哭干了，但是我们记者不行，如果在现场在这个灾难面前简单的拍摄，谁照都可以，所以这两天我们的中国摄影报有的朋友，有的同行就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看一些照片的时候是不错，看多了都这样，怎么才能给读者，让记忆力永远铭刻，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是对到现场的摄影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若干年前曾经抱怨，说我们和外国摄影师比起来，我们不行，我们距离差得太远，为什么呢？看着人家很多战争灾难的照片，很触目惊心，冲击力非常强，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到不了现场，我们这儿也没有战争，但是后来实际上差距不是在那儿，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在88年的时候，我们在国际摄影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著名的外国摄影师，他们是在荷赛上都拿了大奖的摄影师，给我们讲课，放映的多数是我们没有见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照片，即便他们行动那么自由，也未必天天都是灾难，伴随自己最多的还是日常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有错觉，觉得要有成绩，要有影响就要靠那样的题材，这是不对的，如果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新闻题材拍得不到位，功力不到，到了灾难面前，一样不要靠那个运气，偶然性是有的，但是未必就能怎么样。所以在现场我的镜头没有一次对准死者的面目表情。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对死者的尊严问题。家属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读者能不能接受？这在现场来讲，对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第一它是重大灾难，镜头是不能回避的，你不能把它拍成一个和平景象，它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第二在现场，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媒体，要进行公布传播，不能不考虑到方方面面，如果仅仅在惨烈这个方面来拍的话，怎么惨烈怎么拍？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到处都是尸体，但是你是媒体的记者，不是刑警队的摄影干事，准备拍刀子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你不是做这个的，你是要在公众的媒体上传播的，又要表现灾难的惨烈，又要做到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是对摄影师在现场的一个考验。　我在电视里就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一个被埋了100多个小时的灾民被救援人员抢救出来时，现场比较混乱，都是直播，你就可以明显的听到画外音，有人在喊，招招手，招招手，让受伤的人向镜头招招手，我当时看到这个镜头，我判断只是画外音当时录了下来，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师，不会是文字记者，文字记者没必要，只有摄影师、摄像师才需要让人向镜头招手，看到这个情节我是非常愤怒，俄罗斯救援队曾经斥责记者，只为你自己，根本不顾人家的死活，强光打在人家脸上，这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我们一场灾难过去，展览出来了，书出来了，当然不光我们一家有展览，我们可能最后要进入一个什么系统呢？表扬和互相表扬的系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的作为根本就没有超出我们的职责范围，那种表扬、鼓励如果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讨论讨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受益匪浅。

　我还看到有的博客披露，有的摄影师在现场支着三脚架，打着反光板，找了两个灾民的夫妇，要求他们不断的为他摆出这样或那样的动作，这是博客里边旁人把这个照片拍了下来。我看到《中国摄影报》有一个小文章披露，有一间教室是没有完全跨塌，摄影师为了拍一张照片，把一个小学生领进了现场，让小学生收拾书包，当时被另外一个摄影师痛骂一顿，这是一个危房，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把孩子领进去，为你这张照片服务。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有的原因是我们有些记者缺乏经验，自我约束的意识不强烈。我刚才讲这次客观上来看是报道最透明的一次，但是报道越透明的时候越要求记者对自己的自律应该更强，不能超圈，一步都不能跃过去。刚才在下面有的朋友跟我讨论，当然是搞摄影创作的，摄影创作能不能搞呢？它没有说什么事不能搞，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搞艺术创作的时候，媒体的记者就是报道真相，赶紧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新闻本身产生力量，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援，我们是起这个作用的。

　　我在医院里采访的时候，有些孩子，那些伤员截肢的伤员，这些灾民和记者的关系总的来讲都不错，没有人拒绝拍照，但是我只在医院里碰到过一次，一个小女孩，12、13岁，当我镜头对准她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非常烦燥，后来她父亲在旁边很客气地跟我说，你先不要拍了，我马上就把镜头收起来，因为还可以采访别人嘛，我是记者，我就要拍，我就要报道，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绵阳，我们一个资深的女记者，是心理辅导方面的专家，后来我听她说，她在绵阳辅导一批心理辅导员，我一听不错，马上给她打电话，我问她是搞这个活动的吗？她说是，我说怎么样？我过去一趟，这个题材也不错，心理辅导题材，她说你来可以不能采访，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辅导的这些心理辅导员本身都是灾民，受灾的大学生，要训练他们去辅导更多的人，他们本身是灾民，一谈起这些，自己的情绪还是控制不住的，我们不希望镜头在这个时候干扰我的辅导对象，我和她平常是很不错的同事，多少年了，我一听电话，我马上说好，但是我明天还到你那个方向去，我去采访别的，你那儿我就不去了，我们都会碰到类似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原来的一个观点：我们的新闻镜头前面要有所忌讳，不应该是所向披靡的，那不行。有时候甚至在现场拍照片都不是特别重要，我就遇到一次，在映秀镇，16号早晨，我听说很多遗体要埋在山坡上，我爬上去了，我看了看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鱼子溪村，老百姓的一些窝棚挂在那儿，我一过去几个灾民就围上来了，火非常大，牢骚非常大，说这都16号了，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一个救援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拍照片还不是特别急的，我先跟我这些采访对象要沟通一下，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进来的，我说大批的救援物资，救援人员都在向这儿进发，所有的路都断了，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不能怨灾民，温家宝都到过映秀镇，但是鱼子村的人不知道，胡锦涛也去，很多灾民不知道，全国全世界都支持灾区，灾区的老百姓不知道，他没有通讯，没有手机，没有电。这个时候还不如聊聊情况，把外边的情况讲一下，他们也舒缓情绪，如果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孤立无援的，当然有牢骚，死了那么多人，我没见到一个救援人员，当然有牢骚，但是你要把这些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情绪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马上老太太就给我盛粥，温家宝去的那个地方距那里两里地，上面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灾区的情况，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想像不到的，这个时候拍照片重要还是和他沟通重要，我相信很多同行，各个单位的，在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埋没我们的努力，尤其这本书，视觉联盟搞的这些活动。我们现在最集中的救灾这一段过去了，但是下一步，真的希望还得关注到底，同时也不断的检讨我们自己，使我们更成熟，更真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