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肖冰：用生命记录红色中国

在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一个极普通的单元门里，徐肖冰、侯波二老过着平淡而又忙碌的日子。离休后的20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手中珍贵的历史照片而忙碌着，为了让这些照片发挥出它们巨大的价值，为了让后来人不断地了解和感知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徐老总说，现在精力不够了，可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也不知还能不能做完。
摄影界凡提起徐肖冰、侯波这对摄影双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入双出的二老总是那么和蔼、慈祥，在众人眼中总是令人艳羡，在后辈心里总会产生由衷的敬意。他们，不是一般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亲历者；他们，用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还保存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片段……如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当我们再一次走近已经90高龄的徐老时，心中不禁百感交集———有因岁月无情而生出的忧虑和惆怅，有因读懂他们一生奉献而生出的崇敬和钦佩。当下，他可以说是健在的摄影界前辈中资格最老的了，他和侯老对于我们的宝贵又是多少人能够意识到的呢？他温良大度的笑容后面又隐藏了多少酸甜苦辣呢？回顾他一生的革命道路、坎坷经历，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从拍电影起步 以祖父病故为由换得自由身
徐肖冰的家在嘉兴的桐乡，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碗底”城，但也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茅盾、丰子恺、钱君陶……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户家庭里，祖辈自然想让徐肖冰继承文化的遗脉，但他却对外婆的银耳汤和乌镇的电影最感兴趣。尤其是对“拉起一块白布、黑了灯，一道白光从后面射出来，白布上就有了影”感觉非常奇特，也不知那时候看的无声电影是不是启蒙，以至后来自己倒真成了一个电影人。
15岁那年，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工作的七舅父回到家乡，把徐肖冰带到上海，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当学徒。徐肖冰自此开始了他的照相生涯。徐肖冰跟着学照相的第一个师傅叫陈祥兴。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等照相业务都是跟他学的。此后，徐肖冰又相继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左联”开辟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新阵地）、明星影片公司第二厂工作，这几个都是在上海很有影响的电影公司。他也接触到了三个很好的摄影老师：吴蔚云、杨霁明和吴印咸。可以说，他以后的成长道路与这些老师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不仅跟他们拍摄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以抗日为背景的《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电影，还担任了《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摄影助理。同时他也给当时的电影明星们拍照，照片刊登在《良友》、《时代》等报刊上。
1935年，“电通”公司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吴蔚云被国民党的文化机构聘往武汉。迫于生活压力，徐肖冰跟随吴蔚云来到武汉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政训处电影股报到。当时，正是红军开始长征，国民党反共高潮时期，徐肖冰所见所闻都是国民党不断宣扬自己的“剿共”成绩，四处张贴宣传画，把毛泽东、朱德画成吃人的魔鬼。而他在来武汉途中碰到的几个很好的人也被国民党残酷杀害。所有这些使他感觉像是生活在一只铁桶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他要走，他觉得自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给上海的吴印咸写了一封信，让他发一封祖父病故的假电报，徐肖冰以要回家料理后事为由，在分别向电影代股长袁丛美和在南京的电影股长郑用之都请了假之后，获得自由身，回到了上海。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徐肖冰说，虽然那时也接触到左联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但是在武汉不到4个月的经历，才使他真正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使他下决心回到上海。
吴印咸送“莱丁娜” 周恩来介绍参军
回到上海，徐肖冰继续跟着吴印咸，在明星公司二厂当摄影助理。这期间，诞生了一批抗日爱国电影。也正因为此，1936年底，“明星二厂”同样被国民党关闭了。失去了工作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1937年初，正好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来上海招人，徐肖冰就随着吴印咸去了太原，按照西北电影公司的计划，他们要拍摄一部故事片《塞外风云》。摄影师是吴印咸，徐肖冰任摄影助理。5月份摄制组来到五台山拍外景，吃住都在显通寺。外景还没拍完，傅作义的部队来到寺院，将他们赶了出来，他们才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剧组只好回到太原。然而，太原也遭到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人心惶惶，根本无法继续工作。徐肖冰决定到前线去拍纪录片。于是经同意，他拿了一台公司的小型摄影机，带了一大盘能倒成10卷的电影胶片，怀揣介绍信和护照，踏上了到前线的路。他边走边打听路线，在途中还碰到了上海《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沈易千和《良友》画报的摄影记者吴昌硕，三人同行，往雁门关方向走。一路上，他们看到了一批批从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也被一伙溃败下来的阎锡山的骑兵抢劫财物，还险些被他们打死。这些遭遇与后来他们在路上见到的八路军截然不同。又饥又寒的他们不仅受到了八路军的热情款待，也了解了八路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日的情况，所见所闻使他从思想上产生了要参加八路军的想法。这个决定得到了吴印咸的支持和鼓励，并送给徐肖冰一台德国名牌照相机“莱丁娜”。

徐肖冰来到离西北电影公司不远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处长彭雪枫接待了他。听了徐肖冰要参加八路军的愿望，彭雪枫说：“现在八路军条件艰苦，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何况你是拍电影的。”徐肖冰去了几次都被婉言回绝。但徐肖冰不死心，当他又一次登门时，办事处秘书赵品三（后来成为朱德的秘书）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周副主席，今天他要见你。”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见面时听到的亲切的话语：“你就是徐肖冰吧？你坚决要求参加革命队伍的精神是好的，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原本七上八下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徐肖冰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就这样，1937年9月，徐肖冰带着电影和照相器材，来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报到，而他的参军介绍人竟是周恩来！
他当时不仅没听说过周副主席，更没见过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没想到，周副主席却主动接纳了他。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战斗工作和生活当中，一直到文革期间，他多次承蒙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令他至今都念念不忘、受益终生。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1938年9月，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他和吴印咸正在电影团检修摄影机，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颗炸弹爆炸的声音，然后整个房子就塌了下来，当时很多人伤的伤、死的死，他俩躲在炕脚躲过了一劫。周恩来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危，抽空亲自来看望他们，这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们大难不死后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二是1969年，在徐肖冰遭受文革迫害的第三年，正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一句话：“我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见证人”，使他少受了不少罪，当然这都是后话。
对徐肖冰参加革命队伍很有意义的是，周副主席让他到前线去，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工作，这对当时只有21岁的徐肖冰来说是锻炼也是培养。于是，徐肖冰很快来到115师343旅的杨得志团，在部队生活、学习、练兵。那幅著名的《朱德与彭德怀在五台山》，就是徐肖冰参加革命队伍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半个多月后，徐肖冰被周恩来安排到了延安。
电影团成员 迷糊拍下战争画面
从1937年冬到达延安，一直到1945年8月取得全面抗战胜利，徐肖冰从一个国统区的小职员脱胎换骨，转变成革命熔炉里的一名坚强分子。他亲身参与了百团大战、深入冀中和太行山区敌后根据地，拍摄了大量反映八路军前线战斗与敌后游击队以及军民团结共御外敌的影片和摄影作品。
初到延安，徐肖冰被分配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做摄影干事，工作职责就是拍照。当时在延安搞专职摄影的人很少，他就带着吴印咸送他的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拍照片。他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的照片———《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演讲》，在1968年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时，因为拍摄敢于从领导人的侧面取景，画面又有听众的反衬，得到了摄影界的好评，照片一发再发。
1938年春，由于抗日战争宣传的需要，延安成立了文学社、音乐社，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当时的延安《新中华报》上，曾作了抗敌电影社成立的报道，党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总政宣传部门的领导人都是电影社的负责人，而徐肖冰也被委以技术部部长的职务，并到“抗大”学习。抗敌电影社成立后不久，徐肖冰和赵品三又被派往武汉购置电影器材。在武汉不仅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还听说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专门到中国来拍摄抗日战争。伊文思想到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拍摄的行动被国民党所阻止，最后，就决定把他常用的一台16mm“埃姆”摄影机赠送给共产党。徐肖冰把这一喜讯带回了延安。
1938年中秋节前后，袁牧之、吴印咸带着电影器材也来到延安，在延安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开始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徐肖冰被调了出来，和吴印咸一起担任摄影工作，拍了不少关于延安的镜头。延安拍完以后，电影团要到前线去拍摄战斗场面。临行前，1939年1月下旬，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徐肖冰他们。毛泽东的话，徐肖冰到现在也忘不了：“你们的电影工作会有很多困难，也许会英雄暂时无用武之地，但我们一定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到那时候你们就能拍很多电影了。”徐老说，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很有预见性，虽然不知何时能把小日本赶出去，但他很明确地说，这一天总会到来。

徐肖冰从晋察冀地区直接来到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拍摄根据地的战斗场面。在冀中的雄县、献县、霸县、河间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多月，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铁路封锁线，来到太行山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拍摄总部指挥与日寇作战的场面。特别是1940年爆发的百团大战，他亲历了大战的全过程，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大战的几个阶段的重要战斗场面。他的珍贵回忆和那些照片真实地再现了八路军、游击队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情景。
百团大战前夕，徐肖冰到陈锡联旅和陈赓旅去拍摄，正好赶上攻打南关。“我已经参加了几次战斗了，对战场不太陌生，但大家还是很关心我的安全。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拍他们冲锋陷阵与敌人拼杀的场面，把他们的英雄形象再现到银幕上。”仗打得很艰苦，从天还没亮同敌人开火，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钟。战斗结束后，大家又饿又累，特别是喝不上水，嗓子干得难受。徐肖冰随着一队战士冲进敌人的弹药库里，想找些食物吃。他们发现一种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油都从牛皮纸上沁了出来。打开一看，黄黄的柔软的，很像黄豆糕。闻起来也没什么怪味，有人认定这是敌人的食物，于是就吃起来。正吃着，突然有人喊了一句：那是炸药，不能吃的！可是有的战士已经吃了不少，想吐都吐不出来了！当时又没有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别战士吃得过量，结果丧了命。现在想起这件事，徐肖冰心里还很不是滋味。人的生命多么宝贵，可命运又是这么无情！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却因为误吃炸药死了。战争实在太残酷了！
总攻发动后，徐肖冰又随第16团参加了攻占芦家庄火车站的战斗，后又参加了攻打榆社的战斗。没想到在清点战利品时又差一点儿把命搭上。缴获的一门迫击炮里还有炮弹，可战士们不知道，一拉炮线，炮弹就在近处炸了。徐肖冰被炸起来的泥土盖在了下面，当他被扒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拍下了面前的场面。后来冲出来一看，焦点是虚的，大概那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尽管模糊，但在徐肖冰的拍摄生涯中，这是一张难得的直接拍摄战场场面的照片。
在百团大战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让徐肖冰真正体验了什么是战争。他的一系列作品也伴随着炮火硝烟而诞生了。攻打榆社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支援百团大战的民兵、抗日前线的担架队员、扛起红缨枪的少年儿童、小脚妇女进行军事训练、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彭大将军、骑着马在太行山上威风凛凛的朱老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镜头无一不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鲜活的表情。而徐肖冰自己却认为自己拍摄的《日本战俘》这张照片十分有意义。在不久前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徐肖冰、侯波摄影展》上，这张照片首次向公众展出。徐肖冰清楚地记得，这是在八路军攻打榆社后俘虏的日军士兵。“当时，要抓个活日本士兵很不容易，他们不是剖腹就是自刎。抓了这几名战俘后，我军完全是以人道主义对待他们，从照片上真实地反映出我党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有一句话，记得是这样的，“昨天他们是日本法西斯，残杀中国人民；今天他们被俘虏，成了日本的‘八路军’”，意思是这些战俘感同身受，都成为八路军在前线对敌斗争的重要力量，对日军喊话，瓦解敌人的斗志。
由于多种原因，《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凝结着众多电影人心血的纪录片最终没有制作完成，画面也没有保存下来多少。但值得欣慰的是，徐肖冰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些底片安静地躺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成为国家和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和文献史料。
延河岸边订终身 白头携老60载
从抗敌前线回到延安已经是1941年夏天。同事热心地给徐肖冰张罗女朋友。这个“她”就是不满18岁、正上“女大”的侯波。两人在延河边经过几次接触，确定了关系，并于1942年5月申请结婚。经组织上批准，他们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第二年3月，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小炎出世了。这段时间直到1945年，也是徐肖冰继百团大战以来拍摄照片最多的时期。他拍摄的《放学回来，念给妈妈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飞机上的《挥手之间》、《359旅开进南泥湾》、站在大树杈上端着枪的《陕甘宁边区的哨兵》等等都成为经典画面。

1945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电影团随着形势的变化开始分头行动，组织上让徐肖冰夫妇一起去东北，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而侯波也从那时起开始学习照相，被分到照相科任科长。此后，夫妇二人又一同前往哈尔滨，后又辗转分别来到北平接受新的拍摄任务。当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下午，他们俩双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手持照相机，一个肩扛摄影机，同时为中国人、为全人类记录下这极为宝贵的瞬间。也许他们当时谁也没意识到这一刻是何等的重要，但正是这种命运的安排才让后人越发觉得他们是何等的幸运，人生是何等的传奇！
在文革期间，徐肖冰、侯波夫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抄家、挨斗、下干校劳动。先是徐肖冰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是拿着摄影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黑帮”；而后，侯波也被说成是“隐藏在中南海的反革命”，被残酷迫害了整整10年时间，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回顾这段沉重的历史，他们并没有抱怨，只是说：“当时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蒙受不白之冤，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好在，他俩靠着坚定的革命信仰、靠着两人相互支撑的真挚感情坚强地挺了过来。
如今，老两口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还远赴欧洲以及美、日等国举办影展，《从延安到中南海》、《我们在太行山上》、《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他们说，这些照片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财富，它们是属于全社会的。
徐肖冰在他和老伴的一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拍照片是我的专职工作，只要有重要的事情，我就会被叫到现场。我之所以有幸目睹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场面，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拍摄高手，而是因为我沾了照相机的稀与贵的光。我是照相机的操作者，我是躲在照相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