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梅]也谈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

天文常识告诉我们：天上的亿万星辰并没有自然地构成任何地上的东西的形象，古人是根据地上的实有的东西或者其虚构的东西，发挥想象力，给某些东西命名的。拿二十八宿来说吧，其角、亢（咽喉）、氐（根）、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墟）、危（屋脊）、室、壁、奎（胯）、娄（母猪）、胃、昴（旄头或髦头）、觜（猫头鹰头上的毛角）、参（三）、井、鬼、毕（捕鸟兽的长柄网）、柳、张（拉弓）、星、翼、轸（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无一不源于古人的实有之物、虚构之物。它们的总称，苍龙、玄武（龟蛇合体）为虚构之物，朱鸟（丹鹤）、白虎为实有之物。再看《史记·天官书》，其中的星座名同样也出于凡间，诸如地理方面的“东井”、“南河”、“北河”，建筑方面的“紫宫”、“文昌宫”、“南宫”、“明堂”、“庙”、“市楼”、“牢”、“南门”、“端门”、“掖门”、“阁道”，器物方面的“旗”、“斗”、“杓”、“衡”、“弧”、“杵”、“臼”，人员方面的“司空”、“羽林天军”等。古人绝非先见了井、鬼、柳、星、张、翼、轸与奎、娄、胃、昴、毕、觜、参，然后才想象出了朱鸟、白虎的形象，恰恰相反，是先有了朱鸟、白虎，然后才将它们组合起来，称它们为“朱鸟”、“白虎”的。同样，古人是先有了苍龙的形象，然后才将角、亢、氐、房、心、尾、箕组合起来，称它们为“苍龙”，而绝非先见了它们，然后才想象出了苍龙的形象。其所以用“苍龙”给它们命名，是由于它们的蜿蜒之状与龙相似。

同时，神话常识也告诉我们：古人想象中的天上的人物、东西、事件，无不是凡间的人物、东西、事件的折射、升华。试看我国的月亮神话里的“广寒宫”、嫦娥、树木、白兔、蟾蜍等，全是从地上飞上去的。希腊神话中的大熊、小熊、仙后、猎户、金牛、白羊、巨蛇、乌鸦、天秤、狮子、巨蟹、室女、牧夫、猎犬、天琴、天鹰、海豚、天箭、天蝎、宝瓶、马人、仙王、飞马、仙女、鲸鱼、双鱼、天鹤、大犬、小犬、波江、天兔、天鸽星座，仅从它们的名称，便可知道它们的来源了。而从它们的故事，更可明了它们的由来。随便举个例子：马人喀戎的学生阿斯克莱琶是个医生，常寻百花、尝百草，考察植物的药性。有一天，他看到一只奄奄一息的山羊卧在地上，努力地吃着身边的青草，突然站起来，逐渐恢复了健康，矫健地跑向羊群去了。他感到惊奇，拔了几株山羊吃过的草，仔细地察看、思考，一边往回走。路过一个村子，他得知有个人快病死了，即将草给病人吃吃试试。病人很快地好了，十分感谢他。从此，他更热衷于植物药性的考察，想给人们找出更多的治病草药。有一次，他发现一条蛇蜕了皮后返老还童，更加强壮了，即将蛇抓住带回去，研究让人返老还童的方法。他的药术愈来愈高明，怀着救民疾苦的善心，到处行医，救了众多人的性命。人们赞赏他，冥王哈得斯却痛恨他，请其兄弟宙斯将他打死了。但宙斯很后悔，便将他的灵魂接上天去，给了他一个星座——蛇夫座，还给那条蛇一个星座——巨蛇座，让人们永远记着他。

既然如此，地上的人物、东西、事件是源，天上的星宿形象是流。那么，刘先生所探索的龙星则实际上是龙之流，而绝非龙之源。要探索龙的起源，只能先俯首观察大地上的情状，深入思考，而不能仅仅仰望星空，浮想联翩。其实刘先生在其文中也说到：“龙之本义为虫”，“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因此，要想真正揭开华夏龙崇拜起源之真相，必须从其本义入手，了解究竟由何种生物升华成龙的形象，进而深入了解龙崇拜的实质。纠缠于龙旗上所绘究竟是“龙星”还是“神兽巨龙”，岂不是舍本逐末吗？

此外，刘先生提出：“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而非对自然生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可求之于自然世界。”然而，神话世界中的自然神，虽然不是自然物的真实写照，却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结晶，生发于古人对自然物的遐想，其中渗透了他们的制度、习俗等。实际上，刘先生所仔细考察的“龙星”，就是一种自然现象。他说：“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歉、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其中“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正是自然现象，农时节令则是社会现象，二者结合才成“神物”。这恰好说明了要研究龙之来龙去脉，不能只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须既求之于自然现象，又求之于社会现象，才有可能接近其真实的面貌。

总之，龙，作为神兽水神与图腾，乃至华夏的祖先，源远流长。研究它，必须掌握相当全面、充分的民间资料、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与风俗资料等，揆其情而察其理，才有可能作出科学论断，任何单打一的做法都容易导致片面、偏颇的见解。且刘先生把握“文脉”仅局限于殷周，而置原始社会于不顾；关注“语境”只限于少数“早期汉语典籍”，而置民间口头创作与大多“早期汉语典籍”于不顾；视野仅囿于天上繁星，而置凡间情状于不顾：若此，要想作出科学论断，戛戛乎其难哉！当然，刘先生的文章对于促进龙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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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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