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烛龙考

3．“相柳”与冬天的龙星

春夏秋冬四时循环而成岁，龙星周天升降而纪四时，《山海经》中既然对于春、夏、秋三季的龙星都有记载，看来也不应独缺冬天的龙星。冬天龙星潜藏而不可见，但一种众所关注的星象隐没不见，也未始不可以作为一种时令标志，正像《夏小正》、《月令》把玄鸟、征雁的出现与消失都作为物候标志一样。

《山海经》北方有相繇或相柳，当即象征冬天的龙星。《大荒北经》云：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

《海外北经》作相柳：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相柳与冬天之龙星的关系，可由如下几方面分析：

第一，相柳人首蛇身，蛇身亦即龙身，与夔龙、应龙、烛龙诸龙一样，均作龙形。

第二，《大荒北经》谓：“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海外北经》谓：“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所谓“食于九土”或“九山”似指相柳隐入群山之中；所谓“所歍所尼，即为源泽”和“所抵厥为泽溪”则指相柳潜于水泽，“潜龙勿用”之象也。《后汉书·张衡传》引张衡《应间》云：“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张衡所谓“玄龙”即龙星。玄龙之“淈泥而潜蟠”亦即相柳之“所歍所尼，即为源泽”，可证相柳即玄龙，亦即龙星。

第三，“禹杀相柳”，相柳命丧黄泉，意味着在冬天销声匿迹，若死若亡。

第四，相柳为共工之臣，此说尤能证明相柳系冬天龙星。

共工的形象作龙形。《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归藏·启筮》云：“人面蛇身朱发。”（《路史·后纪二》）罗萍注引）共工人首蛇身（亦即龙身），暗示共工与龙星的联系。

著名的共工触不周山神话正是龙星纪时的反映。这一故事最早见于《楚辞·天问》，较完整的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其文云：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如上所述，龙星巡行四方，却只有三方可见：春天，龙星暮见东方；夏天，龙星暮见南方；秋天，龙星暮见西方；冬天，龙星隐于北方而不可见。这在人们看来，仿佛龙星周天运行的圆周在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阙而不周。因这一缺口始于西北方，亦即秋冬之交，故西北方被称为“不周”，而秋冬之交的来风就称为“不周风”（《淮南子·天文训》），所谓“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在《大荒经》版图中，不周山正处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的西北方。明乎此，则所谓“共工触不周之山”，不过是说，秋冬之交，龙星（共工）徙至西北方，开始隐入西北方的群山之后。触，意味着以角相抵，而龙星首宿为角宿，角宿最先没入西北群山，正呈现为龙星以角与山相抵触的景象，口说流传，就讹传为“共工触不周之山”了。龙星潜入西北群山之后，整个冬天都没入北方隐而不见，这反映在神话里，就是《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遂潜于渊”，即《易》所谓“潜龙勿用”。总之，共工的原型，不过是秋冬之交的龙星。

明乎共工为秋冬之交的龙星，则知相柳为冬天的龙星，在历日上，冬天潜隐之龙星在秋末冬初始潜之龙星后，故谓之共工之臣。

由此四点，可以推断相柳即冬天的龙星。

综上所述，可见不同季节的龙星星象皆在《山海经》中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记，夔龙为春天之升龙，应龙为夏天之飞龙，烛龙为秋天之降龙，相柳为冬天之潜龙。《山海经》对于苍龙星象在每个季节和方位的星象形态和授时功用皆有生动的写照，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原始的龙星纪时习俗，为华夏上古天文学和历法岁时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足供参证的史料，也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天文历法的关系提供了又一条有力的证据。

其实，《山海经》与龙星纪时的关系，不仅限于上述的四方之龙而已。《海外经》中有四方神，即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它们其实就是《月令》的四时神，分居《海外经》古图的东、南、西、北四方，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形象地体现了《海外经》图式的时间性结构。四神皆有专属之坐骑，其坐骑非龙即蛇，引人注目：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明乎上古时间观与龙星之间的关系，则知古人以龙为四时之神的坐骑，绝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而正是为了借此体现季节流转与龙星升降之间的关系，正是先民时间观念的自然流露。龙星昭回于天，标志了时序的推移、季节的轮回，就如同四时之神驾驭飞龙巡回于四方，逍遥于四海，因此，在古人的想象中，把四时之神的形象拟想为乘飞龙而御天，可谓顺理成章。《庄子·逍遥游》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或即本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四时之神中，春神句芒、夏神祝融和秋神蓐收所乘皆为两龙，单单北方之神标新立异，不乘龙而乘蛇。遥想造像者之意，或者正是想借此形象之差异表示冬天龙星之潜藏，也体现了“龙入地则为蛇，蛇升天则成龙”的俗信。而春、夏、秋三时之神，各乘两龙，共为六龙，这或许就是《易传》“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之语的由头。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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