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 胡梦蝶]云南苗族山岳文化变迁与生计方式演变

　　二、苗族传统山岳文化的生计基础及其特征

　　直至上个世纪末期，中国大陆占据主流的观点仍认为，苗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是战争逼迫所致。这种解释把苗族的迁徙视为一种被动选择。而斯科特却指出，包括苗族在内的zomia高地区域的各族群，他们的迁徙更可能是一种主动选择，即是他们逃避国家统治的结果。苗族群体的流动显然是存在这种因素的。但从前面的案例中还应该看到，他们的持续流动并不仅仅只是逃避国家而形成。我们认为，苗族的持续迁徙主要由他们的生计方式的主动选择所决定。在我们的调查期间，老人们说起前人迁徙的最常见、最为普遍的原因，就是因为更为广阔的荒地或森林的吸引。但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苗族传统生计方式并不只是指刀耕火种，还包括与之配合的采集狩猎，以及与周边族群多层面的交换关系。它们共同形成了云南苗族生计文化的游动性、有限性与互偿性等特征。

　　第一，传统生计方式的游动性。进入云南后，刀耕火种仍是苗族的主要生计。即便有的选择租种其他民族的土地，如在云南K县，他们的开荒地仍是租种土地面积的3倍还多。因此，游耕生计总体上一直是他们的主导生计方式。他们倾向于选择海拔1000米以上高寒山区生存。这些地区山地陡峭、土壤贫瘠，但荒地面积广大。他们栽种的农作物主要有旱稻、玉米、荞麦、高粱、薯类、豆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麻、蓝靛、烟叶、花生等。在充分掌握当地的季节变化后，他们利用干湿季节分明的特征，在冬春干季砍伐树木，烧灰做肥，种子入土后等待四五月雨季的来临，发芽生长，最后在秋季收获各类作物。

　　这种生计方式要求有大片可供砍伐和焚烧的森林。也正是因此，云南边境一带与相邻东南亚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各国的，沿边境线分布的广大山林资源就表现出巨大的诱惑力，它们吸引了苗族进一步向这些国家流动。当然，每当一块山地的地力下降或耗尽时，他们就必需寻找新的适合耕种的山头，持续迁徙。他们因此也被称为“森林里的农夫”。与之相伴，他们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劳动工具、技术方法与组织方式。劳动工具如苗犁和蝴蝶锄。苗犁犁杠较粗大，而犁片则很精巧，坚硬且柔韧，可以较高效率地耕种山林荒地。他们还发明了防止塌方、创造生产平地以及延长耕地寿命等特殊方法。而在生产组织中，他们则大多采用亲属合作、集体劳作的方式来耕种。

　　但由于刀耕火种收成极低，除了耕地外，他们还需要依赖采集、狩猎，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因此，当发现大型动物出现的时候，他们同样会开启追逐的步伐。因为猎物所得的肉、皮毛不仅可以解决饥饿，还可以作为提供抵御严寒的衣物，以及与其他族群交易的商品。而在采集方面，他们的食物来源多达数百种，虽产量不高，但恰是不断改变取食对象及其方式，保护了他们所居住的、喀斯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第二，苗族的传统生计体现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限性结合，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有明确限度的。这种限度不仅体现在生计方式的技术层面，更体现与之关联的价值观、宗教文化等方面。云南苗族集中分布于文山州和红河州元江以西的横断山帚状山系的深山峡谷中，这一带的石灰岩山地因长期受到地表径流的冲刷切割，表面支离破碎。他们干季砍伐焚烧森林，雨季来临前点种，不施肥，也不薅草。这种粗放式农业，第一年每亩可收200斤左右稻谷。但到了第二年之后，土地肥力便基本耗尽，其产量常常减半。他们因此形成了两种耕种方式，即无轮作方式（懒活地）和轮作制方式。其中无轮作为每耕种一季作物便抛荒，轮作制则为三至五年抛荒一次，并引进适应性较强的包谷、大豆、洋芋、荞子、旱稻等品种实行间作或套种。当然，他们还有控制火势的技术，以保留足够的森林资源，以及土地足够的自我修复时间。

　　采集狩猎同样因为迁徙不定而使当地资源不至于耗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浅表性、流动性资源开发方式，从而让生态环境可再生、可再利用，并使人类与自然构成了共生、共存、相互适应的关系。可见，迁徙是他们与严酷生境之间相互适应的最佳选择。

　　第三，传统生计的互偿性。它本质上是一种长期动态平衡的互惠交换关系。这种互偿性不仅表现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还表现在苗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方面。

　　其一，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除了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有限度生计之外，本土宗教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苗族人认为任何山地都存在山神、地母、地鬼等神灵，一旦得罪神灵，就会带来疾病、死亡等严重灾难。于是，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地力耗尽减产时，人们便会认为是得罪了神灵，发怒的神灵无法安抚，只能举家搬迁。因此，对神灵的敬畏也是形成苗族迁徙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苗族进入云南时间较晚，所能获得的土地资源等极为有限。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便只能选择成为汉族、彝族、回族等民族的佃农、雇工等，依附于他们而生存。如昆明附近的B村，便是100多年前，以个体家庭租种汉族地主土地的方式逐渐形成。而边境区域的部分苗族，还曾经与回族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老人们依然还能回忆起，他们的先辈作为马夫，帮助回族穆斯林一起运输布匹、盐巴、鸦片等的情景。他们甚至进入了老挝与泰国的北部山区。不仅如此，他们以往没有专门的经商者，所需要的铁具、食盐等，都需要通过与外族商人交换来获得。因此通过商贸发生的频繁族际交往，同样是他们生计的必要组成部分。

　　综上，凭借刀耕火种、采集狩猎、族际交换等共同构成的生计方式，形成了苗族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浅表式、流动性、多样化的互动关系。以上分析清楚表明了，促动苗族迁徙的根本原因，正是他们的生计方式本身。

　　三、苗族生计方式与山岳文化的当代变迁

　　云南苗族的生计方式的现代变迁，主要表现为从早期的游耕、雇佣农耕等，转变为1950年代以来的定居定耕方式。期间，国家不断加强对烧山耕作的限制，其间伴随着他们传统山岳文化的巨大变迁。特别是1983年以后，边疆各地逐步变革了山林的权属和管理制度，完成了山林林权、林业生产责任制、划定社员自留山的林业“三定”工作，进一步限制了游耕迁徙。定耕定居的生活，推动了山区的苗族投身于农田水利建设，伴随着新的农业品种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引进，生产工具的运用，新的耕作技术与化肥、农药等使用，当代中国边境区域的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显著提高。

　　如红河州河口县边境L村，目前仍以农业为其主导产业。2009年的统计表明，全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799元。能够带来较为明显的收入增长的主要是香蕉种植。其中收入最高的一家，在2011年时已实现纯收入约15万元。但其他绝大部分家庭没有土地种植香蕉，依然极为贫困。此外，打工已经逐步成为他们的极为重要的新兴生计。如在C村，近年来打工收入已经远超传统农业的收入，从而替代了传统农业，成为村民们最重要的生计方式。

　　具体来看，第一，在生计方式的游动性方面，尽管大规模的流动已经在国家介入的前提下基本停滞，但在当代，这种游动性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打工方式继续延续着。部分苗族人仍热衷寻找极为偏远高地山林荒地，通过打工方式延续他们的传统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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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