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遥 刘智英]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记忆阐释

　　形成上述保护与传承窘境的原因多种，比如，近海养殖的出现，海洋环境的变化，导致作为海草房的大叶苔、二道苔等原材料已面临绝迹。而保护与传承最大的困难是随着苫草技艺后续无人，苫匠的年事已高，出现保护与传承断层，海草房变得岌岌可危。笔者最初拜访在籍的两位海草房苫盖的苫匠，其中一位笔者去的时候已离世多年，另一位也因为年事已高，听力退化，加之老人识字水平不高，使得无法交流。随后，又通过多方渠道和七八个依然有海草房存在的村子进行走访，发现目前对海草苫盖技艺依然能完整回忆的有朱流村苫匠史经伯、张发山，河套村苫匠王家辉，海庙于家村张景通等村民。而这些老苫匠或老居民通过笔者的调研，发现虽然已离开了原有的成长环境或改造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依然能够较为清晰地回忆起整个苫盖的过程、要点、实用工具、禁忌、海草房的变迁以及发源地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海草房的记忆不可抗拒地被历史所攫取，这使得人本身成为记忆的一个场所，一个随身携带着非遗的“记忆包”。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往往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回忆，当有关的非遗进行解释时所必需的坐标不存在抑或无法符合当下需求时，隐藏在人的身体知识本身的记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个体记忆使得已经死去的遗物依然具有充满矛盾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夹杂着归属感和疏离感的情绪塑造出来的。内在呼唤着外在，精神空间的私有在某个时刻转为相对的共有。

　　同样，我们通过对传承人个人记忆的了解，能形成一种换位思维。能让我们保护与传承者更多的了解到传承人真实心理构图。其一，实际了解后，发现这些老苫匠和老居民，相比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现代化住房的向往与认同，远抵消掉了世辈栖居于海草房的留念。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大势没有错，同样谁也不能剥夺活生生的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力，对其个人记忆的深刻认识与关切会让保护与传承政策与方法推行的更顺畅亲切、更真实全面、更落地化与更有温度。其二，会对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认识上更丰满。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如是说：“我关注每一个个体，因为我意识到了人的无限多样性，我要避免掩盖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的那种僵硬的分类法……”(28)。其三，能抽离出一种崇高的榜样，通过媒体、不同行业、领域的人不断地去对吕村年画第七代市级传承人张同杰老师的采访与调查，张同杰老人重新焕发了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心与热情。张同杰艺人说。

　　你知道吗？没有你们这么多人不断地来关注，我早干不下去了，你们关注我，不一定就给我钱啊，给我东西啊，你们的关注就能让我更有干劲儿，不叫(叫意为：因为)你们，(我)早不画了，你说我儿女都有出息，我又不缺这三瓜儿两枣的卖画钱，(你们对我的关注，使得)我知道国家重视，国家都重视的东西，能错吗？那我只要能动能行，我就画下去，不能对不起国家的重视嘛，你说是不？(29)

　　这种个人记忆的关怀，对于构建文化自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日积月累地荡涤文化自轻的落寞心理，潜移默化地强化文化虔诚的内在结构，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传承人去细心保存本就眷恋或捍卫着那些栖居于自身的记忆。对个人记忆的关注势头会无形中助力榜样的形成，而这种榜样的抽离使得手艺人成为文化名人，自身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满足，同样，也会形成一种引导与风向标。这也是传承主体为何在一定情境下是被动持有者的原由，成为记忆的促发源，手艺人关于手艺的个人记忆的内倾性因其榜样的荣誉起到如地点、物体等纪念碑的功用，被范围化的外倾，引导着、带动着一批新生力量。

　　四、余论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附着在一些客观外化物上，而文化意义则以某些固定形式被包裹其中。非遗如果要被保护与传承好，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时间或是具体的空间，而保护与传承的效果往往与这些具体形式的含量成正相关。在记忆维度下，被经历的时间、被唤醒的空间与传承人(个体与集体)是非遗的指南与索引，同样，也会为当下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当下，保护与传承良好的非遗，对时间、空间与传承人记忆维度的重视，会助益、匡正、稳固甚至创新保护与传承措施。至于，举步维艰的非遗项目，对非遗时间、空间与传承人记忆的关注不仅仅完成“临终关怀”，而且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传承方式。这种新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方式要求去记住隐藏在时间序列的行为和习惯的交往，隐藏在栖居生活的土地，隐藏在传承无声的物体，隐藏在集体或个体身体的知识与经验，继而深层次培养对时间、地方、物体与传承主体的情感、象征、功能的觉醒与决心。最终，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视角来保护与传承非遗，一种本能反射性的地方性学识。这会使得岌岌可危的非遗形成一种非常稳固的特性，甚至即使在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对立面依然保存下来，成为“与现实对立的回忆”，如临界语境中十年浩劫的文革。这些非遗时间、空间与传承人的记忆投影于现实中标志着非遗可感知、可控制、可预见，内倾性的理解引导着保护与传承的外倾向，意味着甄选、关切和个人对某些记忆内容的青睐。这些附加值使得对非遗的记忆成为文化记忆的一种系统的记忆链，形成一种秩序与规制，一个想象的记忆建筑物，一个思想的地形图。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