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接着讲唱“报三友四恩”[4]和一些劝善的说唱，然后才唱“开卷偈”讲唱宝卷。对“圣谕”一语，佛头们语焉不详;当地民间文学工作者最初记录整理的宝卷用“圣语”，解释为佛头代表“圣贤”、“神佛”开始“讲经”。笔者在最初的“调查报告”中接受这一说法，[5]但总觉得难以解释。后来考虑可能是“圣谕”，即清代宣卷活动，模仿“宣讲圣谕”以自壮，就像他们在讲经桌前供着“龙牌”一样。这部宝卷中的情况，证实了笔者的推测。这样做的原因，与清代政治环境有关。康熙以后，民间教派受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每办教案，都严查教派人士收藏的宝卷和经卷。民间教派的宣卷活动，便以“宣讲圣谕”作伪装。今存民国初元(1912)前后石印本《五经会解》(明罗梦鸿所编宝卷《五部六册》的注解本)第一部《苦功悟道经会解》卷首载“御制”“十六条规则”(即康熙“圣谕十六条”)，与此相同。[6]民间宣卷活动虽大部分与民间教派没有了组织关系，也用“宣讲圣谕”作掩护。清光绪二年(1876)两江总督便有批示查禁靖江“非僧非道”的“讲经”(宣卷)的政令。[7]

　　清代皇帝颁发“圣谕”，训导百姓，始于顺治朝。顺治九年(1652)发布“六谕文”：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六年(1659)议准设立“乡约”，会合乡人，公举六十岁以上德业素著之生员(秀才)，或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之平民统摄，每逢朔望，申明六谕，旌表善恶。[8]此为清代“宣讲圣谕”之始。康熙九年(1670)另颂发“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论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身命[9]

　　雍正皇帝又亲自将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行其文”，作《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颁发。雍正七年(1729)“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10]

　　自雍正以下，历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均不断有政令，令各地“宣讲圣谕”。如同治年间，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便令各府州县“所属教职，分期周历各乡，督率讲生宣讲圣谕”，以“劝导愚蒙”、“整齐风俗”。[11]

　　宣讲圣谕有一定仪规：开始“鸣金击鼓”，讲者、听者要向“圣谕台”行三跪九叩礼。后由“引赞生”、“代读(谕)生”带领众人诵读“圣谕”，并“宣讲坛规十条”，然后“司讲生”登台宣讲。十条“宣讲坛规”是：

　　一坛内安排停妥礼仪洁净。

　　一入坛身体洁净衣冠整齐。

　　一宣讲言语温文明白畅晓。

　　一每日黎明即起诵维圣训格言。

　　一于训语虚心体会不可自作聪明。

　　一于同人劝善规过不可口是心非。

　　一于出入进礼退义不可自矜富贵。

　　一于师尊礼仪隆重不可狎侮老成。

　　一见人妇女若姊若妹不可稍起邪心。

　　一于退坛时静坐默揣不可浮言妄动。[12]

　　上述由学官、秀才、耆老们“宣讲圣谕”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这样的“宣讲”，引经据典，不可能成为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在民间乡土社会中又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时间约在嘉、道之后)，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传闻)故事，表彰美德、善行。它们：“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固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 [13]。有些文人和民间教团人士，也大量编印这类善书文本，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流通，习称“善书”。在内地，主要是河南、湖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甲午”战后，台湾地区盛行“宣讲”，用以宣扬民族文化，曲折反抗日本占领者的“皇民化”。这些善书文本同假借神道警世、劝世的“善书”不同，具有文学故事性。[14]民间宣讲讲唱时也要供奉“圣谕”牌位(民国以后不再供奉这牌位)，讲唱者要先向牌位礼拜，然后再讲，讲唱时的气氛肃静。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各地仍有一些热心于此道的人士，在集市庙会及其他公众场所讲唱善书，不收费。这种说唱“善书”，在有些地区由于民间艺人的加入，经过不断的演出实践，形成为地方性的说唱艺术曲种，如湖北的“汉川善书”、河南的“汝南善书”，前者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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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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