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鹏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内容提要：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具有千年悠久传统的大理白族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与超越。具体表现在本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餐饮文化走向世界、民居文化的尴尬处境三个方面。
关键词：现代化；白族文化；变迁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Ｘ（2009）04－0022－06
白族文化是唐中叶至两宋以洱海流域为中心的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大理白族文化所以能在诸多的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云南历史长远的古道文化紧密相关。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蜀身毒道以及后来的茶马古道，两千多年来，这条古道从未间断，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诸国文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大理恰恰处于古道交汇点，围绕这条古道所演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和大理地区有密切联系。古道涵容着流动的文化血脉，使大理南诏成了亚洲古文化的一个聚宝盆。在现代化进程中，大理地区的优秀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交融中不仅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而且展现了民族文化再创造的广阔空间，本文仅就其中几个方面进行研讨。
一、传统与超越——“复兴”中的本主文化
（一）本主文化的形成
本主信仰的出现和本主文化的形成，多数史家认为是南诏后期的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由白族先民信仰的原始宗教经过长期演变而成。南诏以来，洱海地区四周的各乌蛮和白蛮部落，都信仰“鬼教”，部落首领也就是宗教领袖，称之为“耆老”，即“鬼主”，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其中较大的部落首领称“大鬼主”，较小部落的首领称“小鬼主”。大小鬼主之间无高低之分，互不统属。主要表现在对祖先的崇信，对自然物的崇拜。崇拜天、崇拜地、崇拜水、崇拜石、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器等等。如剑川石钟山八号石窟的第一窟，雕有一白族称为“阿盎白”的女性生殖器，客观反映了那一时期大理地区白族先民——原始生殖崇拜。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南诏时期佛教盛行前后，当地白族先民的部分原始宗教逐渐演变成为本主崇拜，并发展成一种全民信仰。本主崇拜一般以村为单位，大理地区白族聚居的村落，都建有本主庙。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有本主庙413堂。［1］（P305）本主其意也有多种解释，但白族民间多为“本境福主”之意。
白族的本主文化根基在民间，沿着千百年来民族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它在白族世世代代的社会生活中发展和变异，形成了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和规范。虽不见经传，却贮存在民间生活的底层，展现在田野乡村。在多民族的云南，像白族这样从宗教信仰到人生哲理，从历史文化到经济、政治，从风俗习惯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本主文化印迹的民族，实为少见。你只要走进白族村寨，走进他们的民居小院，就无时无刻不感触到它的存在，体味到它浓浓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人和本主构筑了一个白族自己的文化系统，一个开放的本主文化系统。本主文化是我们解读这个从远古走来而今又极富生机的民族的百科全书。
（二）本主文化的精神内核
本主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对此方家多有宏论，笔者拟从三个方面作进一步解读。
人文精神和主体意识。从广义的文化内涵来看，本主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明显不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是人们对本主的信仰，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是对幸福和欢乐的信念，是对世间真善美的赞美，对困难和邪恶的鄙视，在有关众多本主的故事传说中，本主的思想、情感、理念，实质上就是白族人民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理念赋予了本主，因此可以说他们崇拜信仰的只是形式上的某个本主，实质上却是崇拜他们自己，是把他们所希望的东西，通过物化的形式而加以崇拜。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不仅在对本主的祭祀中浓烈地体现出来，也在平时的潜移默化中，塑造着白族人民勇敢、自信、勤劳、开放的民族性格。二是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本主文化所展现的是一部口头传承和实物雕塑相融的白族社会发展史，是人的活动史。白族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本文文化中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白族政权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两个地方王朝中有为的君主，如张乐进求、细奴逻、阁罗凤、凤伽异以及白族历史发展中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段宗牓、段思平、李密、忽必烈、傅友德、沐英以及蜀汉时期的诸葛亮，都是白族本主中的座上客，他们所折射出来的是白族人民的发展史，是他们从事生产、生活的生动画面，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神道。
开放与接纳意识。在本主文化中展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开放、接纳意识，它是本主文化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根基。大理地区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千百年来西亚、印度的古文化，中原的蜀文化、汉文化、西藏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合，从而也就造成了这里民族兼收并蓄的开放民族品格和广纳百川为我所用的胸襟和气度，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在历史发展的时空文化中，不断实现着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升华。在这个系统中，儒、释、道三教不得不按照白族人民的喜乐好恶来装饰自己，英雄人物不得不按照“贡献”大小重新排座；大自然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被恭恭敬敬地请进了庙堂；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平民，白族人民都给他们披上本主的盛装。更为突出的是白族对曾经是自己的敌人的宽容和接纳。唐天宝十三年，宰相杨国忠征兵二十余万由李密率军征战南诏，结果李密和唐军数万将士战败身亡。后来，李密及家中子女和一些阵亡战将，都被封为本主，这充分反映了白族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宽大包容的品格。
和谐理念。和谐理念是本主信仰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体现在人与本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理念首先表现在白族人民与本主的关系上。本主不再是深居高山、俯视人间的天神，而是与人们毗邻而居的亲友。各村各寨的本主庙都建在村头寨旁，与人们平等相处，本主身上也体现了浓厚的人间气味，他们是具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群体。在本主的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本主家庭与婚姻、事业与爱情的生动故事。白族民众对本主也保持着敬而不畏的平等心态。他们可以通婚、交朋友，并按照自己的伦理观评判本主的言行。如关于本主的传说其中讲到邓川河溪口村的本主白官老爷是一位风流本主，因到村中寻花问柳，被村民发现，本主认了错并加以改正，本村的村民不仅宽恕了他，还专门另塑了一美女在他身边。在乡村的白族村民，人们的一生都和本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喜事，他们要告之本主，五谷丰登时要请本主参加庆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会向本主倾诉。这种平等宽容、和谐共处的精神在汉民族的人与神的关系中是看不到的。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大理地区的本主，无论其出身如何，在成为本主前的等级如何，一旦成为本主，他们都是平等的，即没有主次、高下之分，也没有支配、隶属关系。本主之间的关系更如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村社的邻里关系。三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白族本主文化中有一些禁忌与习俗，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禁忌与习俗包含着这样一种意义，对与人们有关系的自然物，成为白族人民受尊敬的神圣物，不许随便使用或破坏，遵守这些禁忌，它给人们带来幸福。比如对植物的爱护，他们把本主庙会的大青树奉为“神树”，把花椒树奉为“花椒娘娘”，把木兰花奉为“龙女”等，风水树被视为神树，严禁砍伐，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风调雨顺、人宅平安、生产发展。在本主的崇拜中，大自然中的自然物成为人们信奉的本主，深切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本主文化的现代超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文明也加速侵入了大理地区，开始了与传统白族文化的对话，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交融中，白族本主文化的自觉度得到提升，激活了本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实现了本主文化的现代超越。下面两个实例可让我们感受到本主文化的这种实质性的飞跃。
一是现代文明生育观念的植入。多子多福本是白族的传统生育文化核心，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日渐深入人心，现代文明的生育观念也逐渐为大理白族文化所接受，还以一种物化的形式进入本主文化中，在有些地区的本主庙中重塑送子观音，其雕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送子观音抱着的不再是多个男童，而是一男一女两个孩童。这一雕塑形象的变化深刻反映出两个观念：
首先是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必须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行控制，不再是多子多福；其次是深刻体现出白族人民对传统重男轻女生育观的否定，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
二是娱神向娱人的转化。大理村寨的本主庙，是人们传统的祭祀场所，而祭祀活动又是人们为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娱神之举，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入，以往的祭祀娱神活动，逐渐向文化娱乐转化。每逢春节和秋收以后，人们都到本主庙中搭台唱戏，听大本曲、奏洞经音乐，歌舞欢腾、通宵达旦，庆祝一年的丰收，宣泄一年的辛劳，进行人际的沟通与交流。在这里，“娱神”与“娱人”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其中，娱神是虚，娱人是实，少去了许多祭神的肃穆和神圣，增加了许多民间的欢欣与笑语，凸现了越来越强的文化调适功能，也增加了白族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
二、升华与创新——走向世界的餐饮文化
三道茶的启示。白族饮茶古已有之，它既是白族民俗生活的主要内容，又是白族民众沟通情感的重要媒介。在古朴雅致的民居堂屋中，“烤茶”敬客是白族一个相传甚久的习俗，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白族茶文化，这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三道茶”茶道文化。“三道茶”的形成源远流长。《蛮书》卷七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而饮之”的记载，说明三道茶中的回味茶已具备了雏形。明、清时期，白族民间的茶道文化进一步发展，《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六》有了对“三道茶”更为细致的描述，“楼下采青松毛，铺籍为菌席，去桌趺坐，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可见“三道茶”已成为民间饮茶、待客的一种习俗，其制作方法各地有异。改革开放以来，白族人民对这一古老的茶俗进行了整理加工，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再创造。一是将更多的民族风情融入三道茶中，使其更具独特的民族象征——“茶味、白味、趣味”。即：茶的制作考究、味正，深化了茶文化含量，是为“茶味”；随茶道的文艺表演更具白族特色，是为“白味”；茶道的节目诙谐、幽默，能挑起宾客的兴味，是为“趣味”。二是根据三道茶的口味、嗅觉和回味特征，注入更多的文化和生活哲理，今天的大理三道茶被最终定位为“一苦、二甜、三回味”。苦茶用大理所产名茶放入特制的陶罐中烘烤，冲而食之，茶味浓苦而喷香；甜茶，以茶、红糖、邓川乳扇、漾濞核桃相配而成，其味香甜可口，且异香扑鼻；回味茶则以茶、冬蜂蜜、椒、姜皮炮制而成，生津润肺，且回味无穷。饮茶者在茶道“一苦、二甜、三回味”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通过对茶味的“品”、“评”、“思”把“三道茶”所折射出的对“世俗生活”、“人间百态”、“处事哲理”的理念升华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堪称中国茶道一绝。三是把三道茶为主的茶文化推向市场，成功实现了古老的茶俗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并把三道茶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品牌，使其成为赋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符号，成为世界了解白族、接近白族的文化窗口。
回归自然——花文化（赏花文化、食花文化）。“风花雪月”被誉为大理四宝，可见花与白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渊源。在大理，赏花、食花是民俗，更是他们的生活、一种文化。白族人民爱花、喜花，他们用花来装点自己的庭院，点缀居室，表达情感，进行交流，并营造了众多的花卉节。剑川的“朝花节”、“菊花会”，永平的“卖花会”，大理的“松花会”都是以花为媒介形成的民间传统节日。其中，大理的“花潮节”尤为壮观，每到“花潮节”，人们搭起一座座迷人的花山、一间间玲珑的花亭、一个个精巧的花台，形成了一条长达数里、五彩缤纷而香飘四溢的花街。身着白衣花褂、花头巾、绿飘带的白族姑娘成群结队，穿行其间，笑靥映花，构成了人在花间游，花在人中笑的人间仙境。如今各地的花节则融入了更多的市场经济意识，众多的花节发展成以花为主的文化和物资交流的场所。花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大理盛产的兰花、茶花已誉满海内。
而白族民间的“食花”习俗，则构成了有关人与自然植物之间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的一种文化现象。大理“食花”的特点可归纳为：色彩鲜艳、味道芬芳、富有情趣。方法有炒、煮、煎、泡、腌等数种。可食之花有大白花、金银花、芥菜花、马桑花、百合、野菊花、南瓜花、金雀花、素馨花、梅花、玫瑰花、兰花、桂花、槐花、木桂花、石榴花等46种之多。其中又首推杜鹃花。大理被誉为“杜鹃花王国”，全州约有各色杜鹃180多种，已知可食的有16种。其中花色洁白，花冠大而质厚的大白杜鹃花最受欢迎，并以鲜美可口成为白族民间用以待客、婚丧嫁娶的宴席佳品。
大理民间食花习俗中，不仅可食花卉种类繁多，且食花形式亦多种多样，计有菜用花类、饮用花类、药用花类、调料花类以及食性染色着色花类等，可谓名目繁多。花草与茶或其他饮料相配而制成的“花草饮”名冠滇境，此饮分茶饮、粥饮、酒饮三大类。茶饮即用花草兑茶熬成饮料，有清暑饮、长寿饮、春饮、夏饮、秋饮、冬饮等之分。食之既有花之芳香，又有茶的甘馨，且各具品味。四时入民居，都可享受到不同的花草饮。粥饮是用糯米或绿豆，将已煎好的花草汁熬成粥而食之，白族世间多以此作为早餐。常见的有花草汁、绿豆为主料的红糖茶饮，糯米、莲子、蜂蜜相配的红茶饮，菊花、仙鹤草、木耳、玉莲花配制的粳米茶饮等。酒饮有蕨菜泡酒、凤仙花泡酒、葛根泡酒、莲子泡酒、凌霄花泡酒、菊花泡酒、各种酒又各具药用功能，至今仍广为流传。［2］在今天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这种“食花文化”更有其现实意义。大理民间的食花文化，不仅增加饮食的营养成分和品类，而且丰富了民间饮食的色、香、味，同时还把“膳”和“药”，“食”与“疗”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从深层次上看，这种食花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与民间文化庆典、宗教习俗相谐、相融。白族民间八月十五日喜爱的玫瑰月饼便是一例，他们开春喜食的大白花也具有跟自然万物更新，清洗“肠、胃”之意。如今赏花、食花，已经构成白族人民与国内外友人、游客沟通、交流、享受自然的工具。以鲜花为品种的佳肴，已走出大理的农家小院，成为来大理观光游览的国内外宾客品尝的主要生态食品。
三、凝固与突围——处境尴尬的民居建筑
白族的民居与村落是凝固的物质文化，且独具特色，它已远远超越了地区和民族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中的重要瑰宝和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却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它，现代和传统的冲突在这里展现得更为充分；大理的白族民居与村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因此，在现代化的民居中融入、吸纳传统的优秀民族因素，对今天大理地区的民居建筑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一）石文化与民居建筑
大理民居建设中的石文化是白族民居建筑中最显著而又最具特色的建筑因子。白族的先民在高山、巨石的自然环境中生生不息，与山石结下不解之缘，山石成为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伴侣，石的坚硬品质在他们的思维中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念，在千百年的生活中，白族先民把这种对石的崇拜，融入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希望与追求，并通过自己的再创意，应用石的空间组织、雕凿，形成了具有丰厚历史底蕴和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白族村寨的石文化与民居建筑艺术。
大理白族民居和村落所体现的石文化，古朴、丰富而生动。首先表现在民居和村落的建筑中以石为主要材料的空间组合。白族民居与村寨的建筑中大量使用石材，从建房的基石到台阶；从门楼、过梁到房屋的墙壁；从街巷地面的铺设到农家小院的围墙；从墙面的装饰到照壁上的拼花图案，无不是石砌、石垒、石拼而成。无怪乎此景为大理一宝。特别是那一幢幢农家小院，其参差不齐的围墙，全部用大小相间的卵石砌成，墙头自然生长着仙人掌、野花野草。这种以石的本色、本形所展示的朴实的质感与村寨周围的树木，弯弯曲曲的青石小路以及村旁卵石遍布的山溪流水，浑然一体，如诗如画。身临其境，人们无不为那些古色生香、朴实自然的石房、石屋、石村、石巷所倾倒，仿佛进入了一个石的童话世界，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与大自然的亲和感。
如果说大理民居与村寨，充分享用了自然的恩惠，创造出适于生活的石建筑结构的空间组合，体现了白族健康、直爽、坚韧、质朴、开朗的民族性格，那么在他们的民居和庭院中，石雕艺术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则更多地体现出白族人民的创意和灵性。大理白族民居的石雕艺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原形山石的创意组合，主要是应用天生卵石组合成各处拼装图案，给小小的卵石赋予了动感和生命；二是通过巧夺天工的雕凿技艺，把白族人民的丰富想象展现出来。大理白族的石雕艺术历史悠久，保存至今的剑川石钟山石窟便是白族石雕艺术中的奇葩。白族不仅在群山环抱的大自然中留下了石雕的精品，而且还把它搬进了民居和庭院。日常所见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都成了他们石雕创作的源泉，成为居家石文化的内涵，为居室和庭院添上几分情趣、几分鲜活、几分美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作装饰的晶莹细腻、绚烂多姿的大理石工艺品的应用。闻名世界的大理石更是苍山奉献给白族人民的厚爱，经过精细加工的大理石被广泛镶嵌于住宅的照壁、墙壁，或作为工艺品摆设在居室之中。而用大理石雕成的形形色色的花瓶、烟灰缸、围棋盒、酒杯、茶具、牙签筒、首饰盒、笔筒、石砚以及将大理石自然画与木雕有机组合的家具，则揉进了白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心灵中不可割舍的精神伴侣。
经过打磨创作的大理石和天然画则更为诱人，不仅仅是坚硬的质地和光辉，更是她那浑然天成、鬼斧神工的天然妙笔。那些仿佛流动着的曲线，会随着观赏者的意念相通，从而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和谐与共鸣。
《全唐诗》中唯一收入的南诏诗人杨奇鲲的诗，就是一道咏大理石天然天成石画之作。诗中写道：“天孙昔谪下天经，雪鬓风环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露，翠翘花细留空谷。”［3］（P120）不仅颂扬了大理石的精美，还记录了关于大理石中的精品彩花石的民间传说。大旅游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也留下了盛赞大理石天然画的佳句：“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再看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
（二）白族民居构造
白族民居建筑构造是其区别于其他地区民居建筑的另一显著特征。白族的民居建筑，在借鉴汉族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在历史长河中，融合了民族文化、地域特点、民风民俗，在建筑的平面布局、立体造型、装饰艺术等方面，创造出独具民族风格的白族民居建筑。
一是平面布局。白族民居多由两坊或三坊组成，两坊布局由两坊房屋组成，大多一坊朝东，一坊向南。其余部分或建照壁、围墙，或添建其他矮房。两坊相交处置有耳房，作厨房用。此类布局，在白族地区亦很普遍，为经济能力有限或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所常用。三坊一照壁为白族民居平面布局的主流形式，由正房一坊、厢房二坊及正房对面的照壁围合而成。正房与厢房之间，用走廊连通，出入较为方便。两坊相交处形成一漏角天井，内建耳房，常作厨房或杂用。此种布局，大小适中，配置精致，官宦、商贾之家多用之。除了以上布局，白族地区尚存在一些超大型的住宅，由三坊建筑演化而来，其布局从一进三院到一进六院不等，规模十分宏大。
白族民居的平面布局，虽因组合及规模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类型，但其组织的原则却是共同的。从以上几个类型来看，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以天井为中心来组织平面。不论何种平面类型，中央必然有一周边方正的大天井，内植以花草、果木；外围以房屋、墙垣环绕，形成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对称布局。配置上，正房位于中轴线上端，其地坪及屋顶皆略高于其他房屋；下房及厢房均对称布置，一在正房下首，一位于正房两侧。
以正房作为平面布局定位的依据，取向朝东。正房取东向，一方面是因为大理、洱源、剑川、鹤庆等地常年吹西南风和西风，房屋需背风而建；另一方面白族建房讲靠山，由于横断山脉为南北走向，故正房多西靠山峦，朝东而建，同时建房民俗中亦有“正房要有靠山，才坐得起人家”一说，故而大理地区民宅取向朝东，兼顾了地势、自然和家庭兴旺三层意思。此外，大门朝向亦极为讲究，大门置于东北角，取吉祥之意。因此，白族人家大门多开于东北角。
功能明确，配置规范。白族民居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一大特点就是房屋功能明确，以三坊一照壁为例：堂屋、老人房使用固定，新娘房则谁结婚谁住，按长幼顺序轮换。最后与父母住在正房的一定是幼子，父母去世后，正房则多由长子承袭。厨房常设于西北角，因南方五行属火，故此举有防避火烛之意。灶门可朝西朝北。
二是构成要素。构成要素包括大门、构架类型和装饰艺术。［3］（P10～37）
大门：按规模形制可分为有厦和无厦两大类。有厦大门历史悠久，并有固定的格式，在白族地区的应用十分普遍。使用上，普通百姓家庭多采用平头式的简单结构，仕宦人家则出阁架斗，描彩涂金，不仅结构较为复杂，装饰也非常华丽。无厦大门是近代才出现的形式，比有厦大门显得简洁明快、庄严得体，为商贾人家所喜用，多见于大理周城、喜洲一带。
构架类型：从白族民居的构架方法上来看，它虽然与我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构架基本相同，但在运用上却表现得相当灵活，往往能根据环境和使用的需要作为较多变化，从而显现了典型的白族民居特色。其常见构架可归为以下五个类型：
走马楼又称骑马厦，是白族民居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构造式样，带腰厦楼房、挑厦楼房、带柱楼房和土库房。
装饰艺术：建筑装饰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图案性质的符号反映的不仅是某一系统的审美情趣，还包括这一系统在文化及信仰上的取向。白族民居装饰展现了白族文化的某些深层结构，如文化内涵、心理特征、人生态度等。从装饰的部位来看，白族民居的装饰突出表现在院内，而院内主要是门窗和梁柱。
堂屋用格子门（格扇），次间用支摘窗或推开窗。格子门是白族门窗装饰的精华，以雕刻为主，六扇或四扇组成一堂，可开可合，装卸方便，市面上有成品出售。其上悬窗多为透雕，按工艺可分为二层、三层、四层乃至五层不等，繁华者雕工可达千余日，内容以松鹤齐寿、凤凰牡丹、翠鸟荷花、西厢、八仙、渔樵耕椟、四景、喜鹊梅花等为主；上、下悬板为浅浮雕，内容有龙、凤、麒麟、狮子、花鸟、鱼莲以及福、禄、寿、禧等。次间棂窗装饰较简，棂花有一码三箭、步步锦、龟背锦、八方交四方、将军挂印、如意、豆腐框、四星赶月等。
（三）现代化处境中的白族民居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一批批具有“现代风格”的民居建筑在白族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被人们戏称为“纸板箱”、“火柴盒”的所谓“西式楼房”大量涌现。白族村落中由青瓦白墙、照壁门楼组成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传统民居的比例，正日渐减少。大理坝子中，星罗棋布的白族村落，正慢慢失去昔日特有的民族风格，白族民居的灵性与性格，已随着现代建筑的出现而一点一点地丢失。
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村落的发展，本是不可避免的事。但目前传统民居荒弃破坏的速率实在超过正常的趋势，而对传统民居的优秀因素的鄙弃则更让人痛心。
近年来，大理州政府对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民居和村落的养护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并采取大量相应的措施。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的落实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宝”之类的单体文物的保护，往往容易被人接受；而民居和村落等历史社区因为有人居住于此，受生活条件的约束，即使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该地区非常重要，但实施自上而下的规划控制，往往也很难得到认可，这正是目前的保护工作所面临的最大窘境。
然而，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抛开自己千百年来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实现现代化，最佳的模式将是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的融合。随着大理地区的现代化的深化，现代的民居建筑对传统民居的取代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护已成遗产的优秀白族民居建筑的同时，如何提炼和总结传统民居的优秀因子，使之与现代的民居建筑相融，创造出既具有现代因素又有民族风格的新型白族民居建筑，并使之成为一种民族的共识，才是白族民居建筑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杨仲录，等．南诏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崇礼．大理的食花文化［A］．建设民族文化大州论文集（内部本）［C］．
［3］张金鹏．民居与村落［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本文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4期第22～27页）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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