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艺术遭遇“山寨”

“山寨版”本是一南方词汇，大概源于广东，因在网络世 界中流行，于是成为2008年的时尚词汇。既然是时尚词汇，因而往往会有特定的使用人群，大致为热衷网络的“70后”、“80后”、“90后”，以及愿意与子女为友并乐于使用其流行语词的“50后”或“60后”。像许多其他网络词汇一样，“山寨版”因具有流行性，估计在一年左右会渐渐淡出大众的语言舞台。但“山寨版”现象并不新鲜，甚至有司空见惯的意思，其意大致可解释为“仿制”、“盗版”、“假冒”等等，但“山寨版”似乎又有另一层含义：即尽管假冒却未必伪劣。或者说，尽管假冒，但并不以真品的高价欺骗消费者，而是直言不讳地承认是仿品，但却仿得不露怯，仿得让人叹服，甚至比起真品有价廉物美之感。另一方面，“山寨版”仿造者往往主要热衷于奢侈品的仿制，所以倒有某种自娱自乐的平民性和草根性，对于爱面子的国人来说，花购买真品一个零头的钱却可得到同样的满足感，这也是“山寨版”商品盛行并具有广大市场的社会学因素。

网络上流传的山寨版“最后的晚餐”

这里讨论的“山寨”艺术与以上所述有些不同。在讨论“山寨”艺术之前不得不先对它进行定义。但要解释什么是“山寨”艺术恐怕有一定的难度，若是从身份位置的角度看，似乎体制外的艺术家可以视为“山寨”艺术家，体制内的艺术家便是精英艺术家。而这看法实际有严重的偏差。事实上，不少体制外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反而更具原创性和个性，而个性和原创性是艺术非“山寨化”的主要特征；相反体制内艺术家大多处于衣食无忧的豢养状态，在创作风格上具有“上行下效”、“近亲繁殖”的影子效应，从这一角度看，各级画院和艺术高校实是山寨艺术的发源地。“山寨”艺术的仿制特性因应了体制内美术的工具化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省心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官方供养路线。“大树底下好乘凉”，与“山寨”版手机不同的是，“山寨版”艺术对“名牌”的仿制与其说是对品牌艺术家的伤害，不如说是对品牌艺术家的宣传和品牌效应的放大。模仿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也是艺术威权膨胀的有效途径，其结果便是导致体制内艺术部门的码头化或江湖帮会化。同时，体制外山寨艺术大行其道的原因往往由于艺术市场和媒体的推波助澜，那些在市场中成功的范例被众多体制外“山寨”艺术家竞相研究模仿，他们的符号，他们的图式，他们的成功经历，甚至他们的衣着、作派均被演绎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山寨版”，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的北京、上海、成都……你甚至会惊奇地发现“山寨”艺术具有很奇特的地域化特征，北京遍地是天安门、大光头、鸟巢，上海随处可见高跟鞋、丝网袜，成都多见卡通新人类……

早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便发现“中国人是最善于模仿的民族，而且他们不以模仿为耻”（见《利玛窦中国札记》）。18世纪中期，广东十三行的外销画也多是由中国画师所绘的玻璃画，它们一律为西方名画的“山寨版”。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带有异构情调的廉价仿制品，在欧洲大受欢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寨”现象在中国人的历史上司空见惯，“山寨”精神也可说是中国人精神镜像的一面。

有人说，“山寨”精神是反权贵、反垄断、反精英的消费文化。这也许有一定道理。若从艺术消费的角度看，最低端的“山寨”艺术当为各大装饰城或家具商场内的仿真油画或仿真国画，它们借助当今印刷技术与材料技术的发达，翻版复制西方名画与中国名画，价格低廉且逼真防潮——此类“山寨”艺术品几乎霸占了70\%以上的低端艺术消费。倘在乾嘉时期的扬州，一个普通市民如果买不起扬州八怪的作品，那么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为了装堂嫁女，他不得不买“扬州九怪”或“扬州十怪”的作品凑数，这种妥协可以养活一大批二三流的小画家。但今天，一个艺术修养中等水平的市民，宁愿花数百元买回莫奈、梵高或齐白石的仿真装饰画，也不会花再多的钱买一幅当今画家的真品装饰墙壁。比仿真装饰画稍高一等的是如深圳达芬村流水作业模式下的“山寨版”绘画，它们或可瓜分20\%左右的艺术市场份额，购买者往往是艺术修养同样只及中等人的水平，但倔强地以为此类绘画因出自手工故为真迹的附庸风雅者。因此，低端“山寨”艺术的繁荣并非缘于中国人经济水平的限制，而在于实际且精明的中国艺术消费者对于“山寨版”艺术的认同和不排斥。我相信，若排除投资与投机的心态，仅出于装饰和审美之用，90\%以上的普通国人会为价廉物美的“山寨”艺术掏腰包。

说完“山寨”艺术产品，还想探讨一下今天泛滥一时的“山寨”画家与“山寨”美术杂志。

“山寨化”本是农耕式前现代社会弱势人群生存活命的唯一途径，因为土地或曰地盘是诸色人等安身立命的本钱。而今天，艺术的“山寨化”则是众多大小画家对艺术市场的开发和培植使然。中国的艺术体制分为三六九等，各类画家自然也被分为三六九等，从首都到县城，正如陈丹青所言，中国的画家实在太多了。有趣的是，每一层面的画家均有自己的欣赏群或购买群，这些欣赏群就好比他们的地盘——一位北京的体制内知名画家就曾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之所以到全国各地‘走穴’”，哪怕是偏远地区的小县城，就是为了开发我的‘艺术殖民地’。”在权威性艺术杂志边缘化失语化的今天，那些忙于开发“艺术殖民地”的画家，为了使自己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于是便三五成群，拉拢民间游资，创办艺术期刊。同样借助印刷技术的精良，他们的艺术期刊与出版画册装帧设计的精美程度令人咋舌。这些杂志甚至被冠以中央与国家一级的名头，在“艺术殖民地”的开发中被当作一种近似于楼书一般的宣传册到处散发。如果说今天的艺术界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气象，恐怕主要反映在‘山寨版’艺术杂志的遍地开花。

在评判‘山寨’艺术时，我一向是谨慎的。“山寨”艺术实是伪艺术，若鼓吹“山寨”，自然很不合适；但若打击‘山寨’，究竟是替黎民“剿匪”，还是为权贵“锄草”？中国的画家实在太多，若不让他们自己去培育市场，他们靠什么生存？倘全国人民只认同和只购买数十个“人民艺术家”的画，那么这些“人民艺术家”能否满足全国人民艺术内需的需要？他们每天辛苦工作会不会累坏身体？

有人说，中国艺术市场的兴旺依赖的就两点，一为经济繁荣，一为官场腐败。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衰退的当口，艺术市场的繁荣难道只能依赖官场腐败不成？众所周知的是，艺术品是隐性贿赂与洗钱的最佳媒介之一，难怪不少贪官常以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身份自居。有趣的是，欣赏这些官员的藏品常是一次令人忍俊不禁的经历，因为目光所及除了名家的赝品外便是“山寨”画家的作品，若说提高官员的艺术修养是提高全社会艺术水准的方法似乎有些刻薄，但这确道出一部分实情。我曾问一位官员藏家，他的藏品出自何人之手。他说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并对我不知此人感到纳闷。随后他拿出一大叠花花绿绿的山寨美术杂志，每本上的封面人物都是这位画家，他的一双秋水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在强势的视觉冲击下我已然开始有些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难堪。细细翻阅之后，发现这些杂志几乎全是宣传画家的广告页，并没有多少编辑含量，就办刊时间来看，也是来得快去得快。可喜的是，这大堆杂志中并没有耳熟能详的著名美术期刊。

优秀的美术期刊是美术界的学术良心，但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有多少杂志能保证不被“山寨化”呢？其实，只要有数家美术期刊能保持自己的立场与面貌，美术界就不至于彻底成为“礼崩乐坏”的“山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