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成立，感觉是群起而攻之，昨天看了一篇题为《为“招安”的辩解及其空洞的国家主义论》的文章，觉得不得不说几句。

关于国家意志和当代艺术
文中说：“对于‘国家’的定义以及对于哪一种性质的‘中国’的指认”“国家概念与具体的中国，实际上有三种意义的‘国家’，即这个‘国家’是指民主共和的中国、‘党国’集权意义的中国，还是指祖国母亲意义的中国？”

这种充满殖民心态说法有点荒谬。多少年前的八股句子了，想不到还有人在用。

如何定义国家这个概念？对于这个问题的常识性回答，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说：“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而自由主义大师马克斯·韦伯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说，‘政治’就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

这种“合法”暴力的作用就在于维护国家机制的运转。国家概念的内容无非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的总和，（被视为正当的）暴力则成为支持这种关系的力量。

如果说在二战之后，美国以国家意志（或暴力）推动了美国艺术左右了世界潮流。那么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如果理解为国家决心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前发展，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

关于“招安”
“招安”一说的前提，首先是承认了当代艺术中的政治立场之分。所谓的体制内外，主流和非主流，无非是触及意识形态中的右翼和左翼。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不外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左派及相应的后现代思潮。“招安”之说如同“招降纳叛”，同样的可以相互用于相对立场的对方。曾几何时，在中国社会处于边缘的中国当代艺术，一些傻笑的大头像和看似无以解脱的忧郁心理暗中契合了西方主流的心愿而得以扶植和捧起，在中国的主流，或者西方的非主流艺术眼中，不就是西方主流的“招降纳叛”。同样的，如果说现时的当代艺术进入了中国主流体制是被“招安”了。西方的主流艺术可能会有些伤心。不过他们也许也会感到更大欣慰，因为这些持反对立场，群起而攻的中国艺术群体，不就是已经站在了被西方意识形态“招降纳叛”的立场了吗？

人类的生活可能需要两种精神支柱：诺言和背叛。人们需要别人来描绘并许诺某种理想。极端的诺言形式是宗教化的社会理想，较弱的形式是时尚。背叛意味着怀疑、反抗、提问或重构。如果背叛的是权力或诺言，那么有革命。如果背叛的对象是思想或感觉。那么就是哲学和艺术。

当一种艺术语言由极至而走向贫乏之后，另一种艺术语言必然会以反叛者的姿态取而代之。当一个传统开始形式化而成为准则，它就开始丧失了生命力。艺术就是从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变构中才能获得新的活力。说复归是一种形式，反叛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招安”或者“背叛”真是体现了艺术对现实文化的敏感，以及它与现实能够紧密相连的社会性。

关于“核心价值观”
“艺术院成立开幕之际，罗中立强调了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在重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朱其的文章中对罗中立这几句话的百般鞭鞑也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对社会的批判是当代艺术家的责任，那么艺术家本身的左右立场，一定会影响对于社会的判断。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主流和非主流，左右之分立时明确。后现代的艺术群体自然的聚集于左翼阵营。但在现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体制内的自由资本主义成分很难说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因此对于以反体制为己任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来说，对于中国社会种种现象的判断和认识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中国当代艺术群体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维水平，醉心于后殖民文化。现身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文化一体化旗帜之下的“极右翼中国当代艺术”，岂不是被现世人，和全球艺术同行看成笑话。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经过长期选择和修补的结果。相对于思想界的活跃，中国当代艺术的气氛更像是在自由主义的后花园。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不需要遮蔽，也不可能回避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论争。“普世价值”作为自由主义者手中的圣经已经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今天，就是最右翼的媒体也羞于拿“普世价值”说事。为什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重申当代艺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关于“中国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理解和克服这种危机的历史愿望，但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未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最终将自己汇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之中。正是因为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危机。所以需要“重新思考中国问题”。

有人说到了“饭碗”，中国人曾经在一片欢呼声中打掉了铁饭碗。岂不知道是砸掉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砸掉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了端饭碗，不得不弯腰”，中国人总算尝到了资本主义的滋味。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叫好声中，瓜分了国有资产，孽生了惊人的社会贫富差距，嫁接了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体制。套在人头上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枷锁，中国人也终于感觉到了压在美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由市场滋生的利益集团乘势崛起，由金钱掌控的政治杠杆，正试图或越来越接近各级国家权利中心。官商连体，金权主义，权贵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态势，倒更像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影。在一个市场社会，资本的控制者一定也会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幸的被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么中国肯定已经不会是现在的中国。逃过了一劫的国人，和当代中国艺术是不是应该赞美中国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宽宏大量和手下留情？

“中国问题”终于越来越像“美国问题”。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富活力的市场。市场化过程中的国有、民间和外来资本的关系，新生的阶层关系，官商关系，农民与城市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应该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市场关系中来观察。

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人对人的统治制度，甚至断言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消除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社会主义的希望。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在民间仍然存在的，境外和体制中代言的强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势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采取了国家的压制政策，中国人处于双重压制之中，所以会时时的觉得喘不过气来。

关于“边缘”和“主流”
如果说当代艺术应以边缘的角色，作为与中心冲突的形式而存在。个体与体制的对抗是当代艺术所具有的自觉责任。那么就让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今天进入全球视野。事实是跨国垄断资本扶植的新自由主义一统了天下，社会主义思潮作为被压制的对象全部都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联系到1989年到1992年间中国和东欧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不难想像，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处于边缘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和对手，是东西对抗的最后一道屏障。作为“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阵地。正是在这种镜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压力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全面退守，几乎溃不成军。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于体制内外的资本利益集团，新自由主义精英和思潮的层层包围之中。从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成立的一片讨伐声中，就已经很难想像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还处于“主流”地位。这就是所谓“世界向左，中国向右”，“社会主义左翼不敢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声”的奇怪现象。

如果说一个自由主义精英反社会主义体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一个被资本家压迫的愤怒的被雇佣者，不明所以的，跟着自由主义精英反社会主义，会不会是反错了对象？有一点必须明确和不能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利益。而市场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要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代表下层社会的力量。

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应将中国的问题置于全球视野中去考量。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一些实践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没有终结。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曾经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在大洋彼岸的火光正在逐渐的暗淡下去，历史的潮流正在向左侧移动，中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这些都是社会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
思想的土地，并非一系列原理，而是一些不需要答案的问题，一些永远“成问题”的问题。哲学问题是无解的，所以才有魅力，所以能够把思想唤醒，能够使一切事情“变熟为生”。正如哲学把问题变熟为生而防止思想麻木，艺术把事物变熟为生是要防止感觉迟钝。
艺术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是试图改变问题。拒绝答案可以防止思想变成僵化的知识，这样的思想才是活的。只有当思想是活的，社会的生活才是活的。

思想必定是 “还在路上”，人类的生活不能完全的被理性和逻辑化，因此思想必定不能失去对自身的反省，但是它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恰恰就是思想失去反思性的过程。丧失反思品格的思想容易堕落为一种抽象原则。而其无限制的传布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人的视野引导，束缚在抽象的虚伪的道德层面，这是一种值得可疑的现象。

中国当代艺术是否有必要强调政治性？答案是肯定的。唯有在政治基础上形成的艺术观念与实践，艺术才被赋予当代的色彩与知识性。它表明了艺术家个体的独立思考，以及对所有事物的个人判断。当代艺术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社会，在观念的层面上对社会公共领域各式各样的问题展开讨论。相对的个体经验，自觉的意识与开放性思维，认识自身的位置，从而形成个体的当代文化艺术政治观。从这一观点来看，当代艺术的前卫性的重心不再是艺术语言的不断革命，当代艺术的特征，一是以艺术手段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不受任何思潮的控制；从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变构中获得活力。另一方面是与既成规范和趣味的对立，以富于想像力的艺术思维和行动表达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所以，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具公民意识的当代艺术。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
如果说近二十年来，国际当代艺坛出现了两股新生势力，一是九十年代英国YBA（Young British Artists）的崛起，另一个就是2003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高歌猛进。达明·赫斯特（1989年大学毕业，YBA的代表人物）一个人一年多时间做的作品就卖了2亿美金，大致相当于同等时间内中国当代一线艺术家作品销售额的总和，再乘上三倍。同样可以比较的是从 2005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如果单纯以市场评估，难道说达明·赫斯特比中国所有艺术家加起来还高明。

当代艺术的估值体系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世界政治，更和国家的整体实力相关，和中国消费品地位亦有关联。若中国艺术品无地位，其他中国商品亦难获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不得到真正的承认，由此而附生的品牌价值也很难得到体现。当代艺术是一国一族价值观在物质层面的指向，是当代中国的脸面。中国当代艺术以“中国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的宗旨所在。

中国当代艺术是反映当代社会的中国艺术，问题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中国的当代艺术始终只有被选择，被利用的权利。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话中，如何从文化意义上使“中国话题转化成国际话题”。中国艺术家如何建构、拥有自身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追赶和超越其他文化，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价值观”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格外谨慎，清楚明白地加以界定和讨论。为中国的前卫艺术找到一种新的价值尺度，并赋予其本土文化的当代内涵是重要的。

当代艺术所要面对无疑是整个后资本主义时代，而这个急需改造对象显得越来越模糊，它不再具有明确的国族界限。因此当代艺术不仅要抛弃旧的思维，更需要一种突破性的创造力。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有其历史意义，但在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文化思想的争斗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真正需要和依靠的，还是在于民间力量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