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油画雕塑及当代艺术高端市场分析

   2007年已经走过，本年度中国油画及雕塑艺术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高价的不断涌现、纪录的不断被打破。全年拍卖价格超过千万元的作品粗略统计共约67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之前历年的总和，其价格总额也已达到逾15亿元之巨。

    中国油画雕塑拍卖的最早平台搭建于1985年，这一年佳士得公司在香港设立了这方面的专场。近十年后，1994年，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嘉德一成立便推出了油画雕塑专场。再经十年，方始形成多家共竞的局面。粗粗逾20年过，然而，这20多年基本处于培养市场阶段，其间没有出现千万元价格作品。之前的最高价出现在中国大陆最初有拍卖的1995年，《毛主席去安源》605万元被中国建设银行收去。这是一个特例，《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其间各种印刷品加起来有数亿件，已然成为历史文物和社会纪念，之后10年再没有出现过如此高价。主持购买《毛主席去安源》一事的，是时任建行行长的北京市前市长王岐山。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发疯了的事，如今单从增值角度也是不菲——以目前的市场价格来估算，其价格至少是数亿元，更不用说塑造银行的形象、保存民族历史等方面的价值了。一个有识度的领袖，不论商人抑或政界领导人，会越过短期迷障，看到他人所未看到，做出勇气的判断。而事实明确，众人为了眼前利益等诸多考虑而保持沉默，创造历史的是敢于打破沉默、敢于决断并力行的人。

    2005年，中国油画雕塑首次出现千万元作品，并且总数达到7件。价格最高的为徐悲鸿《珍妮小姐像》2200万元，次席是赵无极的三联画《Juin-October 1985》，1804万港元，接下来的几位分别为常玉、廖继春、潘玉良、陈衍宁。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被视为“红色经典”中的经典， 1012万元被瑞士的收藏家西克纳入囊中。

    如果加上油画、彩墨兼擅长的吴冠中两幅彩墨作品，2005年的千万高价总数则是9件。值得注意的是，这9件作品均为经典作品(民国油画、红色经典)，当代作品没有出现一幅如此高价。

    再来看2007年涌现的这67件千万元高价作品，如果按题材和门类来看，纽约的10件(张晓刚4件、方力钧2件、岳敏君2件、刘野1件、严培明1件)、伦敦的8件(曾梵志3件、王广义2件、岳敏君2件、方力钧1件)，均属于中国当代艺术范畴。香港有12件是中国经典油画(赵无极5件、徐悲鸿2件、常玉1件、陈澄波1件、廖继春1件、吴冠中2件)，2件介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朱铭雕塑，其余15件是当代艺术作品(张晓刚6件、岳敏君4件、蔡国强2件、曾梵志2件、刘野1件)。北京是经典写实(陈丹青2件、吴作人1件、吴冠中1件、陈逸飞1件、靳尚谊1件)与当代作品(石冲2件、刘小东1件、方力钧1件、曾梵志1件、岳敏君1件、毛焰1件)均7件，各占一半。台湾的6幅千万元作品中，4幅属于经典作品(赵无极)，2幅当代(严培明、王怀庆)。整体来看，2007年度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形成以来行情最好的一年，其出色的表现延伸到全球最主要的拍卖交易平台。

    香港、北京、纽约、伦敦、台湾5地千万元当代部分作品数量加起来计40件，占总数68件的58.8%，接近三分之二。其中，纽约、伦敦均为当代艺术作品，也即是说，当代艺术占据了中国油画雕塑拍卖高端市场的大部分，其市场的接受度也最为国际化。中国当代艺术高价在全球大范围出现高价，一方面同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初成长环境有关——主要由“西方来客”收藏，另一方面的大背景在于国际上当代艺术的普遍走红，古典艺术(甚至现代艺术)价格比不过当代艺术已是不争事实：一方面是凡·高重要作品的流拍，另一方面是当代达明·赫斯特《钻石头颅》一亿美金价格在画廊成交。艺术作品价格有高低，价值却无确定价码，在短期而言，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当代的价格高涨，主要在于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风云变幻时代的艺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信息与知识量前所未经，日丰富且多变，跌宕起伏，资讯、创意、资本、风险是这个时代的属性，它们迅速造就了新的成功者，这些新财富拥有者以资本与自身笃定信念肯定属于自己时代的艺术——这是目前的现状，而这一现状显然不能简单妄言好坏，它是一把双仞利剑。

    在中国艺术品交易全球两中心的香港、北京，出现一个惊人的巧合，即当代与非当代千万元作品的数量比例几乎均为1：1，无疑，这说明两个中心市场相对来说容度比较大，全面。在全面中，差异亦是显见，即：香港在前辈经典油画方面成绩领先，徐悲鸿等多达6位画家的作品在这里达到千万元价格，而北京在当代写实占尽优势。至于“红色经典”方面，只有北京一地出现千万价格，这说明它的交易中心在北京，在留有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中国大陆。香港、北京被视为交易中心，除市场培育时间最久、容度最大外，从成交量和千万元天价拍品的数量上来看也是名符其实——两地的千万元作品加起来达到43件，占总数量的三分之二，成交额则超过9亿元，占总高端成交额的60.9%.从价格纪录来看，经典写实与当代作品的最高价格纪录双双诞生在香港，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和蔡国强《APEC项目》均超过7000万元，达到千万美元。

    纽约、伦敦千万元涌现数目加起来占约五分之一。从价格上来看，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王广义等人的价格纪录均在两地创下，然而，这一事实背后富含的意味，更多的层面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拥有了公开交易的国际平台。这个平台的形成不易，惟其如此，更需对高价谨慎以待，只是初建——纽约苏富比推出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是在2006年春，而伦敦佳士得也在该年度秋拍的“战后和当代艺术”(Post-war & contemporary art)和 “当代艺术”(the Contemporary Sale)两个专场上推出了一部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即是说平台搭建只是一年多的时间。再看高价数量最多的香港、北京，香港佳士得于1985年、北京嘉德于1994年分别推出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拍卖，高价基于23年、14年的积累之上。实际上，对于市场而言，中国当代艺术是新兴的盈利门类，拍卖行没有义务也从来没有责任从学术上来推介它——说到底拍卖行是一个商业机构，它是以赢利为根本目的，对于没有文化亲近的跨国拍卖公司行尤其如此。他们要尽的是市场推动的责任，而市场行情一旦不好或者问题凸现，他们完全可能取消这个部门，一如纽约苏富比当初取消中国书画部门一样。谨慎是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国际交易平台的持续、长久、健康，而非仅作为拍卖行的一时盈利之器。

    还有三件作品的高价由国人创下：香港刘銮雄分别以逾亿元买下安迪·沃霍尔和高更的作品，而雷诺阿的作品也在北京以1120万元被上海藏家纳入囊中。与此同时，一些藏家开始在画廊、博览会上着手收藏国际艺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是当鼓励、击掌相庆之幸事，还是危险的发轫?

    应当说，对于收藏家个体而言，开始收藏国外的当代艺术作品，是视野的拓宽，是其个人趣味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机构、公共收藏而言，在目前阶段却未必就是方向。公共收藏须遵循艺术史主脉，要脱离个人好恶，且要彰显民族文化的判断与艺术主张。

    我们记得，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日本人支撑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惊人天价。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收藏者在经济上付出惨重代价，而艺术市场也多年不振。实际上，价格的背后涉及到文化自信力，日本没有真正支持本土当代艺术的学术体制与市场机制。大和民族经济强大了，但内心深处对其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艺术的当代走向方面没有判断，他们把目光转向欧美，臣服于他者的文化、他者的眼光与规则，也便等于把自己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转手让人。现下中国的经济一再被拿来跟20年前的日本相比，而中国富豪们财富来的更为凶猛快捷、知识水平不若前者。这种状况，又如何能够判断、选择、支持我们新文化艺术的方向?国人视野中的“国际艺术”，恐怕有类当初的日本，主要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强势的欧美艺术，绝少看到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同时也应当看到，纵使目前出现艺术市场火热的状况，也只是个别的私人资本进入，大量的民间资本、机构资本并没有进入到收藏领域。当这些资本明白艺术的重要，择机进入，让他们选择什么?是重蹈我们一衣带水邻居的覆辙，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力推开放自信的中国新艺术?

    至于建立世界艺术馆，自当是我们的目标——中国至今没有一个世界艺术馆，而是文化大国，无不要保存全人类文化艺术财富的。不是非要大国的梦，一个国家，如果强盛而不为民谋福，不是为民所享，大而霸权专制又有何用?世界艺术馆是为了保存和传播人类已创造的文化成果、精神文明，观古鉴今，为了新的创造。但我们要建立世界艺术馆，或许不是在此时。历史上，国外大世界艺术博物馆，一类是建立在武力掠夺基础上的，或者是廉价的非法或合法购买。今天看来，这些无疑是不值得效仿且需要谴责的。现在的美术馆是建立在捐赠免税基础上的，没有制度保障，没有有效的艺术品避税法律出台，没有各国各界人士通力而为，我们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艺术馆的。目前，以我们的正在成长中的经济实力，以高达33%的艺术品关税，以还未储备足够的艺术人才、掌握权力、还未建立起文化自信力的情况下，一切是奢谈。目前宜以推动中国艺术为先。国外我们可以关注、应当关注的是年轻艺术，一无价格“接盘”之忧，二可拥有主动，体现艺术判断力。

    一年之内，千万元天价数十次炫人眼目，让人们为之惊喜，为之咂舌，为之怦然心动。然而，我们是否更应为之沉思?思考高价背后，是保藏文化的内在冲动，还是牟利的驱使?若纯然从牟利出发，如许之多天价一年间突然降临，未尝就不是对欣喜者与贸然者的另面提醒——利之所在，众资聚来，而有些“资”之所以来，恰为谋君之“资”;此外，古往今来又有哪一种商品永远价格上涨?更需长思的，是我们的收藏选择与文化走向——繁荣、疑虑与转折的当口，或许恰恰隐含着建立自己鲜活而自信、有判断、不媚不伪中国新艺术与新艺术机制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