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报道中影像的角色与力量

作为首批赴灾区记者，我用镜头记录灾情和救援；作为职业摄影人，请允许我们暂时收拾起悲伤，一起思考新闻摄影在抗震救灾中扮演的角色。

　　“静止”“二维”，却更久远

　　当我回到成都，打开电视发现各大电视台都在滚动播出抗震救灾中的图片。一向强势的电视台，为什么为两维的平面摄影让出这么大的传播空间呢？

　　面对音视频不断流动的信息大潮，受众仍需要二维、静止的图像。这就是新闻摄影。摄影人可以在纷繁忙乱的现场，把最有意义、最耐人寻味的瞬间定格在平面空间。它让人冷静，引人思考；这种被凝固的力量和精神，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都无法替代。

　　回顾人类传递信息的历史，从远古刻在岩石上的符号起，人类习惯于通过静止、二维图像获得信息。这一点到今天也没变。只是今天不再停留在摄影的纪录性上，其表达性越来越为人们重视。

　　可以这样说，汶川大地震，又一次把摄影推到新闻报道最前沿，新闻摄影再次展示了其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独特魅力。

　　摄影记者首先是“人”

　　这次在灾区见到许多摄影人。不可否认，报道，并不见得是每一个前往灾区摄影人的唯一目的。我曾听说有这样一个摄影人，跑到灾区拍到几张好片，自语道：估计够办一个展览的了，于是开拔。抱着这样的态度拍照片，视觉上或许会有冲击力，但未必感人。

　　真正的记者不是这样，他们在灾区与群众一起体味命运残酷和真情美好。我的同事郝远征在灾区给孤儿拍完照片，顺手把口袋中的钱拿出来给他们；摄影记者袁满在徒步前往映秀的路上遇到逃难的灾区群众，把随身的药品留给他们；在办公室和我坐对桌的陈建力，沿着有“生死线”之称的山路绕道数百公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理县，一度还传出“失踪”的消息，而此时他还不知道家里岳父、姐夫同时住院。那天在映秀县拍到一名小战士护送两名儿童登直升飞机时，用身体为他们遮挡机翼卷起的风沙，我情不自禁放下手中的镜头，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

在灾区，记者绝不仅仅是在用手中的镜头拍摄，他们和灾区群众是一家人。仅仅讲述“故事”就够了吗？

　　一场大灾难降临时，可以拍的东西很多。面对海量的画面选择，不可能见什么就拍什么，优秀摄影者会有所取舍，用独特视角记录历史。

　　这次新华社摄影记者在前方佳作频出，有两个原因比较关键：早到、独到。早到，就是发动一切可能，以最快时间到达现场。震后救援的“黄金72小时”，也是摄影报道的“黄金72小时”，这个时间段内，最有可能捕捉到动人画面。第一张来自灾区的照片，第一张反应国家救援队出发的照片，第一张发自北川的照片，第一张来自汶川的照片，第一张来自理县、茂县的照片，都是出自新华社记者之手。从12日夜至14日，在许多媒体还没有赶到灾区之前，新华社记者就发回大量采自一线、感人至深的稿件。独到，就是要强调新闻摄影的专业性，摄影报道要符合人们平面审美规律，鼓励摄影记者创新。

　　5月14日，我在棉竹汉旺镇采访东汽高中的时候，听当地人说，汉旺广场上的一座大钟停了。我立刻联想到唐山大地震博物馆那只从废墟中找到的钟表，意识到这座汉旺大钟在摄影报道中的独特价值。照片发表后，被报纸广泛采用，听说当地政府已准备把这座大钟保留作永久的纪念碑。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我特意从分社要了一辆车，第二次来到这座大钟跟前，记录了人们在大钟前默哀的画面，同样也被媒体广泛采用。

　　5月17日17时12分，在被压在废墟下近125小时后，20岁的小伙子蒋雨航在汶川地震重灾区映秀镇获救生还。蒋雨航的母亲龙金玉从贵州千里寻子，17日中午刚刚到达映秀。目睹儿子在劫难中奇迹般幸存，龙金玉悲喜交加。图为搜救队员将蒋雨航成功救出。来看看这张照片俯拍带来的视觉效果。我们都知道这张照片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但是仅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就够了么？看看专业的摄影记者如何选择最佳的角度。获救者赤裸的身体如初生的婴儿一般，是否暗示母亲千里寻子，儿子获救“重生”的意义呢？

镜头传播力量

　　回到北京常被问一个问题：在灾区有许多同台竞争的外国记者，新华社记者和他们在报道这场灾难时有什么不同？

　　在这样一场巨灾面前，记者的职责都是见证。但是作为中国记者，记录同时，我们还试图用镜头凝聚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帮助灾区人民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

　　这次抗震报道中，有一大批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人物，不少是镜头发现的；比如英雄老师谭千秋的故事，“世上最美丽的母亲”蒋晓娟的故事，“拿吊瓶的帅哥”李阳的故事。运用摄影语言，报道的不仅是一个个典型人物，瞬间凝结的更是这些人物身上表现出的力量，战胜灾难的力量。

　　在汶川大地震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摄影记者不仅自己的心灵受到感动，也在用手中的镜头感动着世界。经典影像所传达出的精神和力量，至今仍是任何其他新闻报道形式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