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肖像与无名者的肖像

如果写一部肖像摄影史，有两个伟大的摄影家无法绕开。19世纪的法国人纳达尔与20世纪的德国人奥斯特·桑德。一个以19世纪法国文化（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的世界文化，因为巴黎聚集了为数不少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精英）的精英人士为摄影对象，一个按照德国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职业来拍摄归档。而对于我们一般观众来说，这两个人其实开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肖像摄影与呈现人、理解人的方式。
在纳达尔的摄影中，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个人，而且是具体的名人。他们的具体性，首先由他们的作品（诗歌、小说、音乐）来保障，然后又经过他的摄影的物质性的描述而具备了可视的具体性。人们也无法把他们与他们的作品分开来认识。人们观看纳达尔的名人照片，其实是按照对于此人的先在了解（已有的媒体报道与对于具体作品的阅听、观看、欣赏等），通过照片这个途径来核实自己通过阅读、欣赏他们的作品所获得的想象与印象（对于作品的，对于作者的）。即使是在开始接触纳达尔的照片时，觉得自己的想象与印象与这些名人的照片形象大有出入，但经过像纳达尔这样的肖像摄影大师的照片的“启发”，人们自己可能会在后来的日子里渐渐认同照片中的名人的气质、个性，让自己对于他们的印象与想象往照片上去“靠”，最终以与照片中的形象取得一致而安心。人们最后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理解名人上出问题的话，问题在于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理解名人的作品，才会对摄影家摄制的名人形象产生认同上的差异。摄影家才是真正地理解了名人、把握到了名人的“内面”的人。人们会自责自己的艺术修养差，以致无法理解照片中表现出的名人境界与摄影家的苦心孤诣。人们一般不会去想，摄影家强加于观众的名人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是否就是他的“真实”一面？文革时阿尔巴尼亚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而且永远有理。”我们可把这句话里的“墨索里尼”改成“名人摄影”即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拍摄名人照片是永远没有风险的。
而桑德，其取向则与纳达尔完全不同。他为了给20世纪的人类职业编制图录，他可以大胆到无视这些人的具体性。为了自己的《20世纪的人们》这个宏大叙事，他宁可让这些人成为了有职业而无姓名的人。其实，他的事业野心大，而胆子也大，甚至有点违反德国人的严谨。因为，在他的计划中，20世纪，20世纪的职业，20世纪的人们，就在德国可以一网打尽，而且就在德国的一个局部地区（他所生活的城市）取样即可。他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伪科学面相学的影响。他曾经在1931年的一次广播谈话中说：“所谓面相学，最要紧的是，理解人的本性。如果看到人的外貌，就知道这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看到人的面孔，就知道他是高兴还是苦恼。不是个人创造了时代的历史，是个人把自己镌刻在历史中，同时体现历史的意义。”这是他花30年拍摄巨制《20世纪的人们》的最大根据与理由。他要求的、希望的是，肖像摄影是理解人的本性的最佳手段。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相信的。他的肖像照片，要让人们去考虑的与想象的是，这个面孔与动作，与他的职业（职业是通过标题与道具还有有限的环境来表现）是否一致。他给出的是无名者肖像。人们集中精力，通过照片中的工具、工作环境，再回到面孔（无名者的面孔），来回检验，相互印证，最后确认的是面孔与职业的一致，以及桑德的伟大。因为他所选择的人与职业，从面孔看是如此的契合，因此人们也渐渐无法把面孔与职业的相互作用、面孔与职业的关系分开来考虑。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事情并不总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运作的。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当宅男宅女们在家里上班时，面孔与职业、面孔与职场的错位几乎已经必然。但是，桑德的面相学式的路径失效了吗？好像没有。至今仍然有不少摄影家在孜孜不倦地按照某种类型给不同的人拍摄，努力把他们归入（硬塞进）不同的类型，而且，这次是以新的名义，以社会学的名义。
对于肖像摄影来说，如何给出被拍摄者的形象，其实手法多多，而我们对于照片中人的了解与理解，也往往决定于摄影家如何给出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肖像摄影家不仅是控制了他的对象，同时也控制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