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中国版画的发展与代表人物

简介：以赖少其、郑震、师松龄等为代表的安徽版画，以杨讷维、蔡迪支、王立、林仰铮等为代表的广东版画，以沈柔坚、杨可扬、邵克萍等为代表的上海版画，以一些老版画家和中年版画家莫测、梁栋、宋源文、谭权书、温泉源、廖开明等为代表的北京版画，都以不同的地方特色丰富了版画创作的面貌

全国解放后，客观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全国性的版画团体自行解散，版画家进入统一的全国美术家组织，版画创作也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一切活动。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创作的目标和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赖以遵循的创作方法，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版画成为我们的主要借鉴对象。五十年代初期的我国版画，更是明显地打上以上诸方面影响的烙印。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和新社会的新人新事以及带有鼓动宣传性的作品，构成这一时期版画创作的基本内容。一方面，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与作者的新鲜感受和激情，为版画创作带来新的生命与活力，另一方面，又由于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趋向单一而缺少丰姿多彩的审美的效应。虽然在1956年有“双百”方针的提出，但由于“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严重干扰，也未能在创作实践上扭转这种倾向。现在回头去看五、六十年代的版画，只能从现实主义一种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评价它的得失。版画家在这种创作方法的实践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自然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五、六十年代的版画最大特点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生活基础的重视以及对群众欣赏观点的适应。因而这时期的版画创作，大多具有明确的思想主题，浓郁的生活气息，通俗易解的表现形式，使版画能拥有更多的观众。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版画展，社会上好评如潮。中央对外文委征集了数百件版画作品，每种拓印十五份，送往世界各国展出，以木刻版画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迎来了全国解放后版画创作的新的繁荣时期。这种成绩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当时出现的三大地方学派的作品上，即以李少言、牛文、丰中铁、李焕民、徐匡、林军、吴凡等为代表的四川黑白版画，以晁楣、张祯麒、张作良、杜鸿年、郝伯义等为代表的黑龙江北大荒的油印套色版画，以吴俊发、黄丕谟、张新予、朱琴葆、杨明义等为代表的江苏水印版画。此外如以赵延年、赵宗藻、张怀江等为代表的浙江版画，以刘旷、修军、李习勤等为代表的陕西版画，以赖少其、郑震、师松龄等为代表的安徽版画，以杨讷维、蔡迪支、王立、林仰铮等为代表的广东版画，以沈柔坚、杨可扬、邵克萍等为代表的上海版画，以一些老版画家和中年版画家莫测、梁栋、宋源文、谭权书、温泉源、廖开明等为代表的北京版画，都以不同的地方特色丰富了版画创作的面貌。

十年动乱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版画创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在文革后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为宾馆作为装饰用的版画作品，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艺术上没有多大可取之处。

　　改革开放后(即自1978年起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我认为是新兴版画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文艺事业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民主政治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促进了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实现。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广泛吸引外来艺术(包括西方现代诸流派)的成果，在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原则下，容纳其它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相互学习，开展竞赛，这是新时期艺术创作的基本格局。在接受外来新潮艺术的挑战中，油画是首当其中，版画由于有三、四十年代较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西方新潮艺术的冲击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创作上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不显著，积极的影响是促进了版画在题材主题和形式风格以及艺术语言方面的丰富多样。新的工具材料的广泛应用，扩大了版画品种的范围，各种表现手法的尝试，使版画突破了以写实为唯一途径的表现模式，出现运用夸张、变形、象征、寓意……各式各样表现方式的作品。一个时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主题思想的深入开掘与重大题材的选择，已不是版画家的注意范围，而新的制作技术的钻研和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的探索创新，才是版画家刻意追求的中心。单纯地以摹写客观事物现象的自然主义倾向的克服，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家主观创造精神以及版画本身艺术特点的充分发挥，是新时期版画前进的重要标志。

　　新时期由于形势的改变，在八十年代初又恢复了全国性的版画组织，1980年在黄山成立了中国版画家协会，对推进全国的版画活动，促进新时期版画创作的进一步繁荣与提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八十年代初，先后出现了一批新的版画群体，如以李忠翔、李秀、史一、陈永乐、郝平等为代表的云南版画，以董克俊、曹琼德为代表的贵州版画，以谢牛、陈祖煌、周新如等为代表的江西版画，以郑爽、潘行建、冯兆平、许钦松、罗远潜为代表的广东版画，以李彦鹏、袁庆禄、董健生、王天任等为代表的河北版画，以董其中、姚天沐、宁积贤等为代表的山西版画，以赵海鹏为代表的天津塘沽版画，以刘硕海为代表的天津汉沽版画，以范垂宇为代表的大庆版画，以王训月为代表的黑龙江阿城版画。其中特别以云南版画更为突出，被一位诗人称为“美丽、丰富、神奇”的云南版画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版画艺术上巧妙结合的成功典范。群体发动、组织版画家努力创作，为繁荣和提高版画作品的质量，起了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群体中作者的相互影响，因而也难免造成作品中彼此雷同的现象，群体的共性掩盖了作者个性的充分发挥，这是群体的负面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版画群体在90年代便成为强弩之末，有的群体由于人事的变迁而归于解体，群体的影响也越来越淡漠了。艺术创作毕竟是艺术家个人的精神活动，群体的解散，对发展艺术家个性和独创性来说，并不是坏事。

　　新时期的版画创作，已不是木刻的一统天下，石版、铜版、丝网版、石膏版及其它综合版在创作中被广泛运用，其制作技巧之精到与艺术语言的纯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在这几方面也产生许多出色的高手，如石版画的李宏仁、吴长江、苏新平、张敏杰、李晓林、张志有、陈琦，铜版画的魏谦、杨越、王维新、杨思陶、李良玉，丝网版及综合版的江碧波、广军、张桂林、张国琳、赵经寰、张远帆等，他们有的作品曾经在国内或国际版画展赛中获得大奖，为我国的版画争得了荣誉。

　　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也是新时期版画发展的显著标志。尽管有些中、老年版画家由于种种原因而改操它业，但新起的青年版画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其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性版画家和少数民族版画家，除了上面已提到过的名字以外，还有阿鸽、陈琦、王兰、赵浇沫、杨春华、杨照、刘丽萍、李亚军、王公懿、吕敏、班苓(以上为女性版画家)，田宏图、其加达瓦、刘宝平、尼玛泽仁、邵春光、敖根巴雅尔、塔林托娅(以上为少数民族版画家)等，至于在近两届全国版展中出现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名字也就更是不胜枚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