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贯道之器也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引用“文者，贯道之器也”一语，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唐代李汉在为老师韩愈所写的《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李汉以“五经”进行佐证，指出文章是承载道的工具和手段；尊道而非浮饰的文辞，才能成就传世经典。这是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概括，乃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安史之乱”以后，亟待恢复社会秩序，收拾人心，重整纲常。在这一背景下，韩愈发起古文运动，重视传承儒家道统，反对六朝至初唐文学忽视内容、单纯追求辞藻的绮靡文风。

文的原始意义当为一种带有强烈社会意义的身体修饰；其线条、图案作何种文饰，是由种族、成年、图腾等观念决定的。这使文的内涵从其发轫之初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古人以文命名的事物，即包含着秩序井然、文采绚烂这样一种理想世界，同时具有社会的规范性与艺术的审美性双重内在规定。周代社会以行为艺术化、规范化统一的“礼乐”著称，后世常冠之以文称谓。中国最早一批典籍如“六经”之类，恰恰产生在周代这样一个文风浓郁的时期。孔子把它们称为“文献”，是既关乎伦理品格规范性又关乎艺术水准审美性的一种高度评定。如果说道这一词语由最早的“道路”进而引申出“规律”“方法”“秩序”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关于文的命名已经把这种象征规范性的道包含其中。文对道的这种内在要求，整体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论。

“文以贯道”是我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文论”的最高标准。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的论述以及“志于道”的理想，较早为儒家主导下的文论标准奠定了基石。先秦儒道把道看作客观事物规律，又把“圣贤”作为道的体现者，显现出制文以明道的理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之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首次明确“文所以载道也”的主张。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程颐提出“作文害道”“为文亦玩物也”，这些话虽然说得重了一些，但无非仍在强调道的分量：我们不能理解为完全否定文的价值，否则就很难解释二程亦有文作传于后世了。

从哲学上看，载道之道不能单方面地解释为具体的“政治主张”或“政治举措”，毋宁说它是政治的根本、蓝图与灵魂，近于今人之“政治哲学”，且富有批判性的功能。它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阐发与呈现道的真义，并没有否定“制文”“作文”甚至“能文”的必要性。韩愈曾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韩愈评判创作的“能者”标准，其实就是同样要“重文”。他本人倡导“道统”的同时，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朱熹既有“言以明道”的主张，又有“文与道俱”的评判，强调文与道要始终相统一。20世纪初，新文学对“文以载道”观的批判，其实质是为了肃清传统文学里旧的思想，使之摆脱约束，真正地解放出来，载之于新道。

总之，“明”“贯”“载”含义虽略有不同，道的内涵与外延亦因时或人而有所改变，但大都表现出文道结合、以道为主的价值取向。新时代，文之“贯道”，集中体现为“弘业、培元、立心、铸魂”：以文弘业，弘的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以文培元，培的是文化建设基础；以文立心，立的是一颗为民之心；以文铸魂，铸的是时代之魂。坚持“以文贯道”，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是造就文艺大师、铸就文艺高峰的根本途径。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