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作与大众文化融合的要务

编导和专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和理性的逻辑和历史的发展似无系统的准备，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情与理的矛盾转化也无清醒的研究，遇到一些特殊理念的诗作，没有系统的准备，只能是隔靴搔痒。

如讲到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来自南京的专家说，柳宗元被放逐，母亲死了，只剩下自我，说这场雪乃是“他心中的雪”，是他“和自我的和解”，这样不着边际的解释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后世词话家评之为唐人五言绝句之首。中国古典诗歌大多是抒情的，也就是诗大序所谓“情动于衷”，以激情取胜。当然还有孔夫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情，此外还有闲情、逸情等。大体来说，离不开一个情字。但是，自佛家传入，特别是禅宗流行以后，在诗歌中产生了相反的倾向，不是情动于衷，不是激情，也不是温情，而是以恬然、淡然、悠然超越情感为上。如陶渊明之“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为“望”南山，苏东坡就论为杀风景了。“见”南山好在，平平静静，无心，不劳心神。“望”就有心了。陶氏《归去来兮辞》有“云无心以出岫”柳宗元《渔翁》有“崖上无心云相逐”。“无心”。无心也就不动心的意境。在禅宗中有著名典故，二僧见旗动，争辩是旗动抑或风动，六祖惠能曰：不是旗动，也不是风动，是二位心动。（《六祖坛经》）。禅宗要义在不动心。故柳宗元《江雪》，不是抒情的，不属于“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乃是中国特色的“无动于衷”：景语中蕴含的理语。千山万径皆为大雪复盖，毫无生命踪迹，孤翁独钓寒江。既不感孤独，也不感寒冷，有权威学者解读曰此翁于大雪中“钓鱼”，大误。若真钓鱼，恐怕鱼钓不到，人早冻死。柳宗元诗意不在钓鱼的功利性，而在“钓雪”。如果要说和解，不是与自我和解，而是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禅宗的最高境界。此与庄子之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与中国之天人合一息息相通。

这种中国特有的，哲理性深邃的经典诗作，本不适合为大众文化之题，既为题，不知就里者不宜轻率为言。

节目中不少赛题都不取其诗意，而取其实用。如苏东坡题《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诗精警传世之句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而赛题却落在“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逼得康震先生不得讲苏东坡好食河豚的故事。对春江水暖鸭先知，长于讲典故的蒙曼女士说，因为是画上有鸭只能是鸭先知，这似乎有理，（清）毛奇龄曾质疑曰““河豚”“江鳅”“土鳖”亦可先知”又曰“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蒙曼女士之说，可解前人之惑，然亦不得要领。光是看见鸭子浮在水面上，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桃花三两枝为视觉可见，水暖则属于不可见之触觉。鸭浮江上，画限于视觉，不能画出江水之暖；此诗妙在激发读者想象不可见之鸭之脚部。桃之艳眩于外，而鸭感于内。春温水暖，先知默默，似无知而实有知，桃花灼灼，可感而实无知，此诗隐含哲理在此。

由于诗中之理忽视，就是康震先生也难免有所不足，解读陆游的名联“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着重介绍此诗写作于诗人贬于浙江故土。其地多丘陵，故行舟忽尔山穷水尽，忽尔柳暗花明。但似乎忽略了此联之优长并不在表现地形地貌，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精彩在于在鲜明的感性形象中蕴含矛盾对立和转化，事物的消极性发展到极点，就必然转化为积极。此联成为后世不朽的隽语、格言，其原因就强烈的感性中隐含深沉的哲理。中国古典诗歌一般讲究情景交融，而这一联的不朽生命则是情、景和理的交融。康震先生是自觉从全诗、全人来品评诗句的。但是，既定的题目也难免让他陷于困境。节目屡次涉及李白的诗，并非一概皆好。例如讲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康震先生特别强调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世之傲骨。节目中又有李白曾为宫廷御用文人。明皇对名花美妃，命李白点缀昇平。乃为《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全诗赞美杨贵妃美若天仙，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明显和“摧眉折腰事权贵”矛盾。这是伟大诗人最不光彩的一面。康震先生不得不强为之解脱：虽然是遵命文学，但是也写出了盛唐的繁华，歌颂了美女，仍然是“一等好诗”。其实，这样的诗在李白当属败笔。这个美女曾经权势熏天，白居易长恨歌曰：“姐妹弟兄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其族兄杨国忠把持朝政，安史之乱中民愤暴发，导致兵变，这个瑶台仙女，死于非命。就诗歌的质量而言，这不是杜甫笔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气质，也不是李白自己称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语言：名花倾国，春风露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恰恰是李白自己所批评过的：“绮丽不足珍”。

游戏性压倒了诗性，失去对古典诗歌品评的标准，对于一些民族精神的精华之作，漠然忽视就不是偶然的。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曾为历代诗话家评为唐人七绝六七首“压卷”之一，而节目则停留在为“欲饮琵琶马上催”，寻求上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其实，这里最深厚、最强烈的民族精神在“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孙洙)的批语是：“作旷达语，倍觉悲痛”。其实，旷达则有，悲痛则无。即使军令如山，也要喝个痛快。出征赴死和享受生命的欢乐同样重要。烂醉如泥，从长安抬上边疆前线，是不可能的，这是诗的天才的想象。其诗眼在“君莫笑”的“笑”，哪里可能自己横尸疆场还在意战友哂笑的？这是笑对生死，赴死沙场和尽情饮酒一样浪漫，这种乐观、豪迈的精神，视死如归英雄主义在古典诗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不是以诗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诗。

儒家文化有杀身成仁的传统，诗家有杀身成诗的传统。屈原就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王维早年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而文天祥从容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丹青照汉青”。就是以婉约为特点的李清照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谭嗣同从容面对死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陈毅有“此头当向国门悬”。大革命时期，革命家夏明翰，走上刑场大义凛然出口为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人殷夫为革命奉献二十多岁的生命，留下一首翻译改写诗，比原诗更为精炼、高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革命烈士陈然有：“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样的诗歌堪称不朽的生命之碑，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的、艺术的精华。这种坚持理念，无畏杀戮也普及于普通民众。工农红军有“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以生命为诗的人生价值亦普及于桑间濮上。客家女子有“生爱恋来死爱恋,唔怕官司到衙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目在立意上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当前的要务是在理论上清醒：影视明星策略和文化深度存在着矛盾。由于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某些专业人士，经媒体炒作，成为万能专家，泡沫化的文化明星竟比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更为显赫。问题严峻在盲目认同成风。在诗词大会中的多数专家其实在诗词方面并无特长，有的只是对《史记》有研究，有的只是对文化典故有储备，学养赶不上名声，就走向反面，不是将优点放大而是将缺陷放大，有些所谓文化名人的沉浮的教训，急待上升到理论上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