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才能“星”光不熄

近期， 反映“慰安妇”群体生存现状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组向某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千万余元，其中，最初“雪中送炭”资助电影拍摄的演员张歆艺将剧组还回来的100万元再次捐出，导演郭柯则捐出个人收益400万元。电影主创人员在呕心沥血完成这部铭记战争受害者的作品之后，还用合法收益帮助“慰安妇”幸存者以及更大的公益事业，这一义举受到观众点赞，让人们看到青年影视工作者的价值风尚。

这段时间里，评书大家单田芳、表演艺术家朱旭、相声名家常宝华和师胜杰等先后辞世，人们对这些老艺术家充满怀念之情，不仅因为他们才艺精湛，在各自领域留下不少经典之作，也是因为他们自尊自重的人品德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看，无论是对还处于成长期的青年骨干，还是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这一身份都意味着沉甸甸的内涵。文艺工作者所能做出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才艺与作品，他们的品性、人格、道德操守同样能对全社会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德艺双馨”绝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内在于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追求之中。艺高德正才能赢得人们尊敬，堂堂正正才能“星”光不熄。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工作者所面对的时代机遇和挑战也有所不同。今天，在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下，政府更多扮演管理者、监管者角色，大量文艺生产主体成为依靠市场谋生的从业者，观众与文艺作品的关系也变成消费者购买特殊商品的市场关系。市场效益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考量，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既意味着更为丰厚的市场回报，也暗含着更为复杂的利益诱惑。

但文艺不是一般商品，它影响人的精神面貌，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肩负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形象传播，更涉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艺是传之千古的事业，其一得一失创作者心中清楚，关键在于对手中的创作是否心怀敬畏，是否对得起“天地良心”。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市场，越要端正这颗敬畏之心，因为市场非凡的传播力会使得一件文艺产品的好与坏、一位文艺工作者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亿万观众。

前面提到的几位老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赢得观众认同，其一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评书、相声、话剧、影视表演都是很有观众缘的艺术形式，评书、相声是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曲艺，而话剧、影视也是20世纪初就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大众文艺；其二，暂且不说话剧、影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艺术，其实评书、相声也经历了从旧文艺向新文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从表现旧道德、旧伦理的通俗文化改造为展现新社会、新文化的人民文艺，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在传统社会受歧视、受封建制度剥削的艺人转变为受人敬仰的人民艺术家，他们不再是乞求观众赏饭吃的艺人，而是堂堂正正的文艺工作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在文化市场发展繁荣的背景下，尽管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已经离开体制变成市场雇佣关系下的演员、明星，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之下，从事文艺创作依然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同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依然是受到主流社会爱戴的艺术家，这是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文化艺术行业的制度优势。比如，中国依然保留各级专业化的文学、艺术协会，对各种地方性的文化演出团体提供国家资助。因此，文化产业不能简单以市场效益为唯一参照，相较而言，社会效益、文化效果更为重要。那些为了票房、收视率而恶意炒作、天价片酬、不正当竞争甚至为了高额回报不惜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危害的不仅是文艺工作者自身清誉，更是整个文化艺术行业的健康，是在透支人们对艺术家群体的社会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艺工作者的职业伦理的同时，社会、道德伦理也绝对不能缺位。

新的时代生活呼唤新文艺来反映新声。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市场化程度高与冷门领域发展不平衡、少数顶尖艺术家与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在文化资源配置上不均衡、个别从业人员违法乱纪和道德失范等问题，这些既需要管理部门用符合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结构调整，也需要文化产业投资者、文艺创作者有天地之心，为消费者负责，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着想，担负起为子孙后代延续中华民族精神文脉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