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学者探讨中华文化未来使命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阵“中国风”“孔子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哪些特点？对当代社会发展有何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下的中华文化，能担负起何种使命？

近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第十次“两岸人文对话”活动在北京展开。来自两岸的8位学者以“中华文化在21世纪”为主题，就“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儒家思想与世界经济永续发展”“文化资产中的艺术教育”等论题进行了发言与探讨。

中华文化中蕴含着诸多对当代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有借鉴意义的因素，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全球化浪潮下，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明展开交流，对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不全是西方舶来品，中华文化本身不缺少科学精神的基因。”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孙小淳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具有“诗性”和“礼性”的特点，前者来源于先人的创造性思维，后者体现了古人对国家治理及国计民生的认识。“诗性”的思维、“礼性”的目的、“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是中华文化科学创造力的源泉，把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国家治理及国计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当代建设科学创新型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前校长黄光男认为，文化资产是物质资源和人文资源交织的产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承接古人生活和现代化演进的作用，有利于保持社会礼俗或价值伦理。文化产业教育要进行品质管理，要选择有益于大众生活的文化资产。不论是宫殿、寺庙还是民俗、表演或艺术品，文化资产都具有创作、时空与感情，所以文化资产是涉及民族、国家的教育资产。

“义必须在利的前面，伦理价值必须优先于经济价值；义和利并不冲突，在义的原则下追求财富，才能促进社会全体的利益，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孙震分享了自己对儒家思想与世界永续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为此，个人要遵守伦理，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要坚持“仁、义、忠、信”的经营理论；社会必须有健全的诱因制度；政治要选举有贤能的人。

“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体现了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代表一种思想转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认为，“要让千差万别的文化自由而平等地生长、流动和融合，让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消费者自由而平等地选择、欣赏甚至厌弃。”他表示，既要做爱国主义者，也要做世界主义者，要理性地看待、尊重、学习其他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尽可能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创造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和非对抗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