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跨界现象”：选择非主流的作者也是诺奖的传统 

昨天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让您大跌眼镜？桂冠属于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好吧，歌与诗密不可分，他也是一位诗人。与诺奖有关的另一消息则不是喜讯——1997年获奖者、著名戏剧家达里奥·福去世。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争议频频——政治的隐喻，语言的门槛，不知名的作家，未曾被照耀过的土地，以及中国人的诺奖情结，今年或许又要加上一条——获奖者可以如此“跨界”吗？

此次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汪剑钊教授、该校亚非学院的穆宏燕教授，一起谈谈诺奖引发的质疑。

“鲍勃·迪伦折桂，也算是对多年没有获诺奖的美国文学有了一个交代。”汪剑钊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诺奖颁给一个音乐人是‘爆冷’，因为诗从歌而来，最早诗也是吟唱出来的，《诗经》也是歌曲。鲍勃·迪伦的很多歌词都是出色的诗，也充满批判精神。另外，选择非主流的作者也是诺奖的传统之一。”

“摇滚老炮儿”鲍勃·迪伦的作品曾是一代反叛青年的“圣经”，不过其鲜明的政治性如今已不再那么刺目。要说诺奖的政治性，去年以纪实文学获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遭受的质疑之声最为强烈。有评论家指出，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时期，她的政治立场帮她得了奖。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在个别获奖者身上存在与政治有关的争议，其中争议较大的应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和2009年的获奖者赫塔·米勒。”汪剑钊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他从事俄语文学研究多年，并在2000年前后对诺奖有过较为集中的研究，在他看来，文学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政治在其中扮演太重要的角色，肯定会影响艺术的感染力。我个人感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可读性上属于新闻的东西太多，而作为艺术能反复咀嚼的东西还是少了一些。”

检索新世纪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名单，其实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类似的争议——帕慕克被认为是西方攻击土耳其的工具；品特或因其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而获奖；从罗马尼亚流亡至德国的赫塔·米勒，有人猜测是她对齐奥塞斯库“集权时代”的控诉使其获奖，在政治上遭到非议的甚至包括中国作家莫言……有人认为，这体现了诺奖“一以贯之的政治倾向”，也有人指责诺奖的“欧洲中心主义”。瑞典文学院一再宣称在评判标准上采取政治中立，但曾任文学院常务秘书的于伦斯坦院士曾变相承认：“我们的政治信念或偏见，也许只是在我们作出抉择的时候才起某种下意识的作用。”

“我并不认为评委是有意在用政治做判断。现在的评委是希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但是他们又没法超越这种局限。实际上评委们并不是故意想把这个奖项弄成政治奖，而是文化偏见造成的政治判断。”汪剑钊说，文化带来的惯性或偏见，是每一种文化环境里的人都不可避免的。

“文学奖是诺奖中唯一的人文学科的奖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其本身内含强烈的意识形态。” 穆宏燕教授接受青阅读记者访问时说，“诺奖是由欧洲人设立的奖项，由欧洲人组织相关评审和评奖，不可能不含有其本位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诺奖评委们不可能脱离他们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比较吻合的作品，或与他们所期望体现的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品，倘若在艺术表现方面比较突出的话，那么获奖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有关诺奖的政治性，或许要从诺贝尔的遗嘱说起。遗嘱将“富有理想倾向”作为文学奖评选的唯一标准，但“理想”确实太过“模糊”。2012年10月，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回答中国记者如何理解“理想”这一评选标准时说，“我不认为我们还坚持这一观点。诺贝尔说的是一个方向，而我们并不是很确定如何定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已经不把理想主义当作唯一标准了。文学评选并没有具体的标准……文学奖的颁奖，是由我们这些有深厚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挑选出认为非常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来，就这么简单。”

“根据时间的推移、评委会人员的变化，评委对与‘理想倾向’的定义也在变化。”在汪剑钊看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依然是诺奖的两面旗帜，“这两点恰恰又跟政治密不可分，这就容易让评委的目光投向政治倾向性比较激烈的作家，所以相对来说一些明显抱有批判立场的作家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他认为，所谓的批判，不只针对政治，“有的是来自政治的，有的指向伦理，有的指向宗教，有的可能指向了其他层面，有的时候甚还是针对自己的自我反省，甚至对美学一些成规的反思和突破，都在诺奖的关注之列。”

“没有必要因为诺奖的政治倾向责备它，评委本身是不以政治作判断的。”汪剑钊说，“已经有和平奖在承担政治功能了，何必再去颁一个‘文学和平奖’呢？文学奖不是以政治来衡量，最后还是要凭借作家的作品说话。有一部分是名实相符的作家，他们获奖之后依然不停写作，奉献更好的作品；还有有一部分作家，即便得了奖，读者也不买账；也有更多的作家并没有获奖，但他们的光辉也没有受到损害。他们没有获奖，确实令人遗憾，但更遗憾的是评奖委员会。”

语言

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

政治的选择或文化的偏见，具体到作家作品，则往往体现在语言的门槛，地域的差异上。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在尽力放眼世界，在欧洲文学之外扩展诺奖的版图。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个获奖的亚洲人，20世纪30年代之后，授奖对象逐渐扩展到拉美、非洲、澳大利亚。但是获奖者大部分还是以欧洲语言创作，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是诺奖首度颁发给非欧洲语言的作家，但是非欧洲语言与欧洲语言的获奖比例依然悬殊，有统计称，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112位获奖者中，欧洲作家达83位。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可能有大作家，即便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口稀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成就，包括像越南语、柬埔寨语、斯瓦希里语甚至更小的语种，也有很多出色的作家在以此创作，但他们所受的关注度肯定是不足的，这可能跟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国力等有关。”汪剑钊认为，“评委们也想摆脱语言的局限，但他们所能利用的又只有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

瑞典文学院院士们一般都精通四五门语言，能直接阅读英、法、德及北欧语言的原著，有的还熟悉俄罗斯、波兰、捷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语种。在欧洲语言文化的范围内，院士们尚可应对，但这也是使得欧洲语言以外的文学世界较少被关注的重要原因。

主修波斯语，长期从事伊朗文学研究的穆宏燕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伊朗至今没有作家获奖，但这并不代表这里没有好的作家。”在她看来，伊朗现代诗人阿赫玛德·夏姆鲁（1925—2000）以及书写当代伊朗的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1921—2012）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前者被提名两次未能获奖，后者已经去世，亦无缘诺奖。“夏姆鲁的诗歌作品，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具有较浓厚的基督教博爱精神而受到青睐以及提名，在欧美有很大影响。而西敏是伊朗第一个写作现代小说的女作家，在创作上，她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不论是在伊斯兰革命前还是革命后，不盲从，更不屈从，也不迎合，对伊朗社会的现代历程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独立思考。但这些与评委们的、或他们所期望作品体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相吻合的作品，即使有比较突出的艺术表现，获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即使不谈价值观，语言的限制也确实带来了问题，“文学作品需要被阅读、被理解、被欣赏。被阅读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条件。因此，这就涉及语言。倘若一部作品的语言较少人懂得，那么就意味着这部作品较少被人阅读。文学奖评委中尚有马悦然懂中文，不知是否有评委懂波斯语。倘若一部作品所采用的语言，某一奖项的评委们完全不懂，那么势必无从了解作品的价值，无法对之进行评价，如何评奖？”穆宏燕说。

这又牵涉到诺奖的另一个争议——它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不掌握非通用语的文学诺奖评委，去评判他不懂得的非通用语作品，只能借助于翻译。对非通用语来说，诺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翻译奖。”穆宏燕说。

“对于非欧洲语言，如果只有极少的文学院院士懂得这门语言，也会造成问题。”汪剑钊指出，“如果只有一个人懂，那么他的权威性就不可能动摇，他认定的这个语言的作家就更容易进入评委会的视野。但是仅凭一个人的阅读，又怎么能了解到这种语言的文学全貌呢？有时候一个并不是特别有实力的作家，因为一些偶然的渠道被他知道，他就会觉得这个作家是非常了不得的，这也是不利的情况。”

“尽管诺奖在现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性的最高文学奖项，尽管2000年之后，诺奖的获奖作品在语种和地域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我想，这在较大程度上也是受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的影响所致——但我个人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只有当其评委们具有较大程度的世界性，即对世界各国文学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到较大程度上的、相对的一种世界性。”穆宏燕说。

奖金

一个潜在评审因素

读者常常在诺奖公布之后感叹，“这次竟然又是没有听说过的作家！”预测屡屡失败，文学奖常常青睐小众作家，或许原因之一在于——奖金。

虽然经济的波动使得奖金数额有所调整，但在今天800万瑞典克朗仍是不小的数目。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诺奖评委会对评奖标准的解释做了拓展，即从奖金的实用角度来挑选获奖者。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中，前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曾谈到这一点：“评选不是决定谁是当今最伟大的作家明星，而是发现那些重要而又还没有出名，生活和创作亟须诺奖这笔大奖金支持的未来之星。”他表示，奖金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利用，比如一位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借助它可以继续创新，一种被忽视但成果丰富的文学类型由此得到重视和支持，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语言或文化领域由于其文学作品受到诺贝尔奖金的支持而得到促进。

“我觉得这几年，奖金也成为评奖的原则之一。”汪剑钊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名声很大的作家会落选，反而常常是那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获奖。“评委会可能会认为，名气大的作家已不再需要奖金来支持创作，反而是有写作潜力的作家需要这笔奖金，使他们不再为写作发愁，可以专心创作。但是这条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彻底被贯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人曾开玩笑说，大概是因为村上春树是文学界的畅销作家，卖得太好，所以年年陪跑。“在这样的标准下，对那些已经成名的，特别是畅销的作家确实有影响，村上很多年没有获奖多少会存在这样的原因。”汪剑钊说。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成名多年的巨星，鲍勃·迪伦也不需要这笔奖金的鼓励，诺奖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终身成就奖”。

态度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自信

如何看待诺奖，如今意味着一种文化态度。对作者来说如此，对读者而言亦如此。

汪剑钊在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个问题——有作家为了获奖而写作。“有一些中国作家和诗人，甚至是为了汉学家写作，好像写作只是为了奖项，或者通过翻译让作品走到国外，走向世界。”在他看来，“走向世界”这个提法很诡异，“为什么要把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难道你不在这个世界上吗？”对比他所研究的俄国文学，汪剑钊认为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极为明显，“我相信当初的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他们在写作时绝对不会想着诺贝尔文学奖。他们只是写他们要写的，甚至获奖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很意外。而且我所接触的俄国作家和诗人，好像还没有谁那么迫切地想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来证明自己，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自信的话，哪还会在乎一个奖项对他的影响。”

说到底这还是文化自信的问题，不仅关乎作者，也关乎文学受众。汪剑钊在2000年前后、诺贝尔文学奖百年之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研究。他记得，那几年媒体和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每到10月前后，人们都会用短信猜测中国某位作家获了奖。“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直都在，一直很焦虑，直到莫言获奖之后才算真正被解开。现在，了解的渠道多了，读者也渐渐地更为客观、理性了。”

谈及和诺奖有关的文化自信问题，穆宏燕说：“这关键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只要自己有足够强大的主体意识，就不会对这个所谓世界性的奖项凝聚出如此深厚的、纠结的情结，更不会有受伤害的感觉。这也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只要自己有足够强大的主体意识，就不会被人家的话语权所左右。”

在2000年的问卷调查中汪剑钊还发现，我国读者的文化趣味存在着与所谓“文化大国”趋同的倾向，绝大多数答卷者的阅读范围主要局限在西欧和美国作家身上，阅读过马哈福兹、索因卡、海顿斯坦、卡尔费尔德、扬森等出自非洲或北欧国家的获奖作家的作品者寥寥无几，而在被遗漏的作家中，对亚非文学的忽视则更为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人尽管一直在指责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内心深处依然认可西方的标准和判断，不自觉地成了后者的传声筒，甚至帮凶。”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我个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确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那是人家欧洲人设立、欧洲人评选的奖项，不可能不具有其本位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评不上就一定被伤害，‘被伤害’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缺乏主体意识的表现。这就如同圣诞节，那是人家的节日，人家邀请你参加圣诞聚会，当然是件好事，大家同喜同乐。若人家没邀请你，也不必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轻自贱，咱快快乐乐过咱自己的春节。”

“任何文学奖项，把它看成一个游戏就好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这无非是一个规则更复杂的游戏。”汪剑钊曾经在课堂上这样对学生说，“能从游戏中获得快乐就好，如果天天琢磨游戏规则的话，就没必要去参与。”

正是如此。就在昨天，新晋诺奖作家诞生了，2016年的“游戏胜出者”已经出炉，而出版、阅读、创作以及诺奖话语等方方面面的小赛事又重新拉开帷幕。作为玩家，你准备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