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苏文]广东化州“跳花棚”性质再认识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舞蹈。然而，通过分析其原始科本，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跳花棚中含有大量的戏曲元素，如“田公”“踏棚”“罗嗹哩”“科、唱、白”等，再结合科本中做社之描写及跳花棚所在村落做社之习俗，可以判断传统跳花棚实质应是一种社戏，且与古代福建戏曲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跳花棚”数百年的流传和之后的被改造，是文化形态本身、宗族、外力和农村生产方式综合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道教戏神跳棚宗族做社

　　“跳花棚”原名“跳棚”，是广东化州市存在的一种传统演剧形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自明末清初至1952年以前，长期在广东化州市卷塘尾村和长尾公村两村演出，它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年年在相同地点以竹木搭棚演出；它有固定的“科本”，分为接神、安座、秀才、后生唱歌等十八个科，共36个角色，演出内容主要是神人沟通、农事耕耘、男女之情等，过程中既有道师请神安座的庄严肃穆，也有台上表演中台词动作的滑稽搞怪。演出时每个角色头戴樟木制作的假面具，人员均用大八字半蹲之马步转移跳跃，36个角色轮番上场，演出时间常达一整夜。

　　跳花棚于1952年时突然停止集体演出，之后二十多年基本销声匿迹，至上世纪70年代又偶然被地方文化学者发现，并对之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上世纪80年代之后，认为“跳花棚”是舞蹈的看法渐为世人所知，相关研究也以此为基础进行开展。如有研究者认为，“跳花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在粤西、广东乃至全国都没有，而唯一在广东化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舞蹈。[注]“跳花棚”研究者较少，但均认为“跳花棚”就是一种舞蹈，[注]其他论述则散见于《中华舞蹈志·广东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传统非物质文化》(徐燕琳编)等，媒体上亦经常以舞蹈宣传之。然而，通过对其古代跳棚手抄科本的分析及村落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跳花棚”为“舞蹈”的说法非常值得商榷，其本身具有的大量戏曲、社祭、宗族元素，古老而且特别，准确来讲，其性质应该是宗族社戏。

　　一、宗族社戏传统与“跳花棚”

　　包含有祭天畏神、农闲娱乐、丰收祈愿的社戏，是古代社会重要活动形式，也是民间戏剧的重要发源地，和一般戏剧是有着本质区别，其来源非常古老。王国维先生曾言“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觋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注]这些巫觋之仪式表演，在平原水陆地区和偏远山区均长期存在，如广西毛南族的师公戏、云南彝族的跳老虎、东北的萨满祭祝仪式等，都是通过仪式的献祭来希望获得理解和保障。在古代汉族聚居区域，其祭祀常发生在里社之中。“里”是秦汉时期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里的辖户数只是一个大率，一般在二十五户至百余户之间，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注]每里之中，常设有社、塾，社为祀神祭祖之地，塾为教育子弟之所，社祭之时，村民不仅趁此祷告于皇天后土，亦为重要娱乐之契机。

　　社祭习俗，曾遍于各地，《明会典·社条》记：“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十五谷之神，专为祈祷。”并且要求“每岁一户轮当会首，轮流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注]，社祭之时，常以戏舞娱之。“社戏”之名，因鲁迅《社戏》一文而最为知名，虽各地情况差异，内容并不完全统一，甚至称呼上也有“社戏”“宗教祭祀剧”“傩戏”等诸多名目，但“社戏”活动仍有共同特性可寻：一是它的生产性和宗族性；二是它的宗教色彩；三是它的演剧属性。生产性是主要祈祷目的，所以其活动开展时间多在春报秋祈之社日，宗族性是主要组织方式；宗教色彩和演剧，又是它们的主要内容及呈现特点。民间的社戏演出活动，最重要的是宗族势力的参与，韩国学者吴秀卿在《中国江南宗族戏剧的空间与文本》指出，“戏剧演出是明清江南社会的主要文化表像，而组织戏剧演出最突出的主体就是宗族。可见宗族社会就成为明清戏剧成长和生存的主要空间。”[注]农业社会中社会关系维护的关键纽带就是宗族，加之共同的信仰，戏剧演出服务于祭祀，自然成为了加强宗族感情体认、加强共同信仰的一个产物。

　　“跳花棚”之由来，亦基于此种社祭文化及闽文化之特殊传统。“跳花棚”所在地的广东化州长尾公与卷塘尾两村为同一姓，均姓姚，卷塘尾村，为长尾公村姚姓分出，据两村所修家谱记载，其村祖先是从“明朝洪武一三九六丙子年”由福建福州府蒲昌县珠机巷大井头村迁居到化州长歧镇长歧村。[注]其迁移原因家谱中虽无记载，但明初倭寇对闽浙沿海地区骚扰应是主因之一，洪武元年，“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注]至明初，苦于倭寇之骚扰，政府更是提出高额奖赏以鼓励军民奋击倭寇，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十八日，制定“擒获倭寇升赏格”:

　　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首者，佥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仍赏白金五十两、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佥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给与指挥同。在船军士能生擒及杀获倭寇一人者，赏白金五十两；将校军士在陆地与倭寇交战能生擒或杀获一人者，赏白金二十两、钞二十锭。[注]

　　姚氏家谱所载其先祖由福建迁徙至广东的时间，和洪武二十九年出台“擒获倭寇升赏格”出台的时间，均在1396年，其时间之重合，绝非偶然。寇乱持续时间很长，福建沿海居民为之举家迁移者不少，姚氏祖先亦为其中之一罢了。

　　而古代福建人的传统，诚如清初文人孟超然在《瓶庵居士文抄》所言:“余世居闽中，见乡划多聚族而居，数百年不变。其居城市者亦罕轻去其里也。不得已而迁徙，阅百十年子孙犹以为故居，敬其耆长，往来不衰。”[注]数百年过去，广东的这两个村庄依然是族居状态，并无他姓宗族。并且，“跳花棚”之传承，传男不传女，几乎全村成年男子参与这些，都有宗族集体活动特点。长尾公村和卷塘尾村村民，至今仍会在祭祀完神庙后，切分猪肉，每户分一小块，称之“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