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从京剧当年的繁荣说起

他没有想到要起个剧种名称，而是观众们叫出了“皮黄”这一口头称谓。一直到出征上海后，是上海人对北京来的戏才冠以“京剧”大名。程长庚那时不可能有高度理论修养，只是凭借当时表演艺术家的深刻感受，走在了历史的前头，成为京剧史上第一个领军人物。其后多少年又出现了一个也是演员的领军人物谭鑫培。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创造了影响深远的谭派老生艺术，但我想，在他之前，徽剧多方吸收营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有各项艺术上不够协调之处，谭鑫培正是通过他对唱腔上连带表演上多种因素的融会贯通，成为和谐的一体，提高了当时占京剧主导地位的老生唱腔和表演(还有武生)。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又出了也是演员的梅兰芳、程砚秋等新的领军人物，他们和伙伴们继承了程谭的业绩，不仅把旦行的艺术地位，大大提高，更推动了京剧整体更上层楼。领军人物的出现是剧种的幸运。当然，也还要注意，领军人物也是各有特点和时代限制的。元明时民族戏曲还在创始，迫切需要文学基础，需要剧作家，于是出现关汉卿等等，而他们所能继承的，只有唐诗宋词和民谣等，到了高则诚、梁伯龙等更多是高级文人，他们讲究文学性，引领出一个时代的传奇文学剧作，立下历史功绩，却走上高深典雅之路，脱离了群众。京剧从多种地方戏中产生，观众多，演出多，演员多，领军人物自然落在大角儿身上。几代大角把京剧表演推向高峰，世界特有，然而却忽略了文学的基础价值，成为这个最大的综合艺术的一块最大的短板。

　　(四)任何戏剧样式都是以文学作为这种综合艺术的基础，这是常识。基础厚实，是演出成功的首要保证。

　　京剧形成初期，是以从徽班汉调等带来的大量折子戏作为自己的文学基础。这些折子戏大都来自古旧小说、民间故事等的改编，优点是通俗易懂，适应了当时观众和艺人的水平，京剧从来感觉不到剧本荒，讲究的是谁肚子里有多少出戏。从长远来看，却实在是给京剧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折子戏大都是有情节但结构不完整，有人物却很简单，脸谱化，有语言却常是套话，甚至不通。长时期演下来其后果最明显的首先就是，演员们包括角儿感觉不到京剧文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现在不知道程长庚当时怎么想，只知道他曾请了一个会编戏的演员卢胜奎，要他再编一些三国戏，他写了一些成为保留剧目的戏，但他终不是关汉卿、汤显祖，没有写出经典大作，无补大局。因此可以说，京剧从它形成时起，继承了大量前贤的舞台艺术优秀传统，却忽略了继承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等的文学传统。

　　这一点，到了谭鑫培时期也未见改变。

　　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梅兰芳成名后，情况才开始有变，他的文化高参们敏感到，时代变了，如果没有新的完整本戏，对梅的表演艺术提高不利，更对京剧和梅的社会影响不利。这是正确的思想。他们于是自己写，也请文人写。一时蔚然成风，大约20年上下，专为四大名旦量身定做的戏据说就有一百三四十台。可惜的是这些剧作家文字通顺，辞藻华美，却除了翁偶虹等个别人外，都不是真正剧作家，流传至今的作品也就是三五部而已，对京剧文学的软弱一面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上海方面出于对折子戏的不满足，创造了连台本戏的文学样式，结果更糟，出现了所谓恶性海派，同当时的《大劈棺》、《纺棉花》、《戏迷传》等等构成京剧的一股逆流。

　　由于京剧没有《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一等级的作品，只满足于折子戏的水平，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京剧界长期不去努力寻找或培养剧作家，即便名演员们不仅没有或极少代表性整本大作，连想整理加工折子戏都极为吃力。梅兰芳早就说过，一个《宇宙锋》他就修改了一辈子。二、即便名演员各有了五七个精彩折子戏成为自己的代表作，但表演艺术上再努力也只能达到个人演某几个角色的特点的突出，最多也就达到个人独创的流派，而不能成为一个剧种的经典文学作品和大师的完整的经典舞台演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虽然也是剧种的光荣，但首先是个人的成就;后者则是剧种的集体财富。三、没有剧作家没有完整的新作品，对剧种同时代精神的结合是极为不利的。前面提过京剧极少呼喊国难的声音。这里可以更突出地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国势危急，京剧领军人物都义愤填膺，最后只有梅兰芳整理演出了《抗金兵》、《生死恨》，周信芳写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也就仅此而已。这些不都是文学底气不足的问题么!

　　还应该再说几句折子戏问题。折子戏的文学素质虽然浅俗平弱，终是京剧老家底，其中当然也会有些闪光之作。不能丢弃，必须进行全面的鉴别整理加工工作。这是一项历史任务，解放初曾做过一阵，被“文革”给革掉了，这是今天振兴京剧，提高京剧水平仍然必须尽快着手的工作。

　　对于认真抓紧京剧文学，提倡完整的深刻的本戏，培养京剧作家，应该说是从抗战时期延安时期开始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是其滥觞。从那时起，反反复复达到今天。其中也曲折复杂，但这里篇幅有限，无法多谈了。

　　京剧当年繁荣时的观众今天完全变了，京剧的几代队伍今天还在努力奋战，但是还很难涌现出有大能量的领军人物。我们今天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但党和国家不可能代替我们去创造。关键还在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以高度的冷静，从历史源头上剖析我们的优势和我们京剧文学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这是极为繁重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但是我感到有些京剧同仁，至今还有某些似是而非的片面思想。比如有人爱说，我们“京剧博大精深”，却不愿说也还有许多不博大不精深之处。有人常说，京剧是“看角儿的艺术”，却忘了京剧首先是集体性艺术，必须是在艺术完整的前提中才能看角儿。更有人强调说“京剧姓京”，却忘了京剧的父母姓徽姓汉，并不姓京，经过创新改革，未来的子孙也未必一定姓京。如果老是在历史的繁华中自我陶醉，京剧的前途是危险的。

（原载于《中国文化报》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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