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成荣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内容提要]《左传》成书的讨论很多,其中有瞽史口传一说。“瞽史”作为职位是不存在的,它是瞽矇与史官的合称,是二而非一,他们在职能上是有所区分的。而且在春秋时期,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普遍,口头传述日渐淡出,瞽矇的地位也因之衰落,近似优伶。因此,从瞽史口传来讨论《左传》之成书,似不妥当。
  [关键词]《左传》;瞽史;口传;音乐

《左传》的成书历来说法不一,但大体上不外乎口传和文本两种观点。前者以为《左传》在成书之前经历了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然后才被人诉诸文字,便有了书籍的体式。现代学者中支持这种观点的还颇不少,但他们所持具体理由则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瞽史口传说。杨宽先生以为:“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百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因以作鲁《春秋》的传的。”[1](p.664)徐中舒先生参照了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看法[2](p.355)。此外,阎步克等先生也有类似论述。[3](p.94)我们以为,《左传》主要是在参考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书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口传的内容,但它们远非本书的主体,并且这部分口传的内容也主要是来自史官,而非出自瞽史,上述学者所谓的《左传》出于瞽史口传的观点并不准确。
 
  一、瞽史的界定及其史书传统
 
杨宽先生对“瞽史”作了如下的定义: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1](p.664)
 
他将瞽史视为春秋时代的一种固定而重要的职位,然而在先秦的国家机构中并没有瞽史一职,与之相近的只有所谓的瞽矇,而且其地位并不高。《周礼·春官·宗伯》说: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氐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又说:“瞽矇掌播、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在这里瞽矇是乐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奏乐,连带诵诗,似乎还兼唱歌诗。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瞽史传统的话,那么在先秦典籍中必定有许多相关的记录。事实上,其中相关的材料很少,直接称“瞽史”的仅见于《国语》。
  《周语》中记录单子谓鲁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晋语》中一段材料最为著名:“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另外还有几处,如《晋语》:“齐姜曰:吾闻晋之始封也,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楚语》:“临事有瞽史之惧,燕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昔卫武公临事有瞽史之导。”后人的“瞽史”之说往往由此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瞽史”不但记录史事,而且还干预政治,是朝廷中很有身份的一群人。
  《左传》并没有关于“瞽史”的具体记载,有关瞽和史的事件都是分开叙事的。瞽者的记录数量不多,只有如晋国的师服、师旷,郑国的师茷、师惠、师悝、师觸、师蠲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在《左传》中只偶尔一见,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大多为歌舞娱乐。《左传》也有瞽矇论政的例子,数量也不多,主要是集中在晋国,而尤以师旷最为突出。
  师旷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襄公十四年)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恶,齐师其遁。”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兢,多死声。楚必败。”(襄公十八年)
  晋国叔向与行人相争,晋侯以为喜,师旷不以为然,曰:“公室瞿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襄公二十六年)
另外,在刘向所编辑的《说苑》中,也有不少关于师旷的内容,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卷一,《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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