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郢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泰山被议称为中国“国山”，其名始于中华民国时期。
泰山在历代王朝山岳祀典中，一直被奠为五岳之首、国家宗山。但近代西方科学的输入后，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自然观念，当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延续千年的泰山信仰受到时代的挑战。
首先是革命派学者起而对封建统治者所予泰山的神化加以猛烈抨击。国学大师章太炎致函地理学家张相文，批驳了清廷泰山发脉长白之说：“清主所论，实属妄谈。盖时犹信堪舆之说，欲举中国孔颜诸圣，悉谓之长白山灵所生，以此夸耀我耳。”（张海珊辑《章太炎、张相文关于泰山的通信》，载《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泰安进步学者王连儒在《泰山游览志》中也对统治者利用泰山神道设教、愚弄人民的行径予以揭露：“（泰山）迷信有碍进化”，若玉女修真诸事，“假神教等口吻，助长愚民政策之残焰，虚诞之说，贻误非轻。”另一方面，由于风气开通，境域视野的扩大，国人对海内外山岳地理有了较多的认识。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泰山观，许多人进而对泰山“独尊”的地位提出质疑。黄炎培指出：“实则论今日域中，若泰山者，正不敢谓足压倒一切。”（《泰山·弁言》）
这些对泰山文化的批判，应当说都是切中其弊，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泰山的肆意神化和神道设教的用意。
因此，民国成立后，包括泰山祀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除：“民国政府下令废除各地对自然神的官方祀典，把风、云、雷、电、山、川、龙王等各类自然神的坛庙改为学校、工厂、机关等，在全社会提倡科学，破除迷信。”（饶明奇《近代中国自然神崇拜淡化的原因及历史意义》，载《郑州大学学报》1888年第4期）刊行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记当时岱庙状况：“庙昔在方祀为最著，民国黜不举。”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更进一步推行其破除迷信的政策。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奉发《神祠存废标准》于各级党部，进行大规模的废止神祠活动。《标准》中列“山川土神之神”称：“五岳四渎：古者天子祭山川社稷之神，山以五岳为尊，川以四渎为大。秦汉以后，帝王封泰山，禅梁父，大都祝其安谧，无为民害。今者地理之学，日有进步，旧日五岳等山，在中国各山中，比之葱岭、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已觉渺乎其小。……故五岳四渎，均在废止之列。”（《中华民国史档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下列废祀之神名目，首位便是“东岳大帝”。又称：“至各地方男女进香朝山……尤应特别禁止，以蕲改良风俗。”这一政令得到广泛推行（如1930年天津市政府检送内政部《淫祠邪祀调查表》中开有“天齐庙”，称在应废之列），对淡化传统的泰山神信仰起到了重大作用。
受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的影响，对泰山神权的批判渐演变成对泰山信仰、泰山文化的全面否定，认为泰山为迷信滋生之地、封建毒素麕集之所，与故宫一样，都是封建王朝专制的代表物。作为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当属民国十八、九年（1929～1930）间国民党将领孙良诚（时任山东省府主席）部对岱庙的大肆破坏，民国王价藩《兵事日记》载斯时：“遥参亭被人抬出神像捣毁，将道士驱逐。……岱庙配天门下大像用巨绳拉倒，两配殿神像抬出。”“岱庙四角楼拆毁，峻极殿匾上换字。……炳灵宫大殿拆毁，……告祭碑全行推倒，除石工磨勒外，断者仆者无一完全……抚今追昔，殊可惨目。”在此后军阀混战中，泰山更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此时泰山信仰还在部分农村得以保存（据英人威廉·卡尔勒所记松江见闻：“虽然新生的共和政府并不赞赏某些宗教仪式，但每逢农历三月廿八日东岳大帝生日，人们还是纷纷趋前膜拜。”［《中国拾零》］），但总体而言，已尽失往日尊荣。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国人在继续批判泰山文化负面与糟粕之时，也开始关注泰山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层面。
考古学家通过对泰山附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泰山被视为“神山”的远因，系基于先民对于发祥祖地的记忆与追念。主持龙山文化发掘的吴金鼎著文称泰山为“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原始民族的摇篮”（《山东人与山东》）。历史学家王献唐也指出：“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犹以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同族仰镜。”（《炎黄氏族文化考》）现代史家对泰山的这些考论，揭示了泰山信仰的缘起与民族发源的关系，对时人思想有巨大启示。
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泰山的精神特质进行评说：
泰安学者赵新儒《为十九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将泰山与孔子并举，提出两者同为民族道德、民族精神之寄托：“至圣林庙、名山（泰山）胜迹，民族道德之宗仰，历史文化之关系。……保存泰山古迹，光大历史民族之精神。”德国学者卫礼贤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论称泰山“是中国的奥林匹斯山”（《中国心灵》第八章《圣山》）。张振声《泰山高》一诗亦将泰山文化提升到中华文化象征的高度：“五岳之长，举世所尊，……苍然万古，与国并存。”国民军将领邱山宁揭出容纳万物为泰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
对泰山的正面评价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其中也不乏当时中国的政府首脑及军政要人。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由北平南归至泰安，率随员登临岱顶，于云步桥前留题“泰山永固，民国久安”。将泰山与民国并举，赋予了泰山极强的政治意义。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黄郛，在泰山之巅刻上“民国泰山”四字，用意也同蒋氏不谋而合。一度隐居泰山的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也在所题《泰山风俗画诗碑》中书写过对泰山的评价：“国家多难，民族危急，凡我同胞，地形要记。莫拜偶像，莫重游戏，努力救亡，共同抗敌。全国振奋，一定胜利，名山国宝，举世无匹！”（《上山的挑夫》）把泰山视为民族抗日救亡的精神支柱，表露出作者异常浓郁的爱国激情，而“名山国宝”之辞更是对泰山崇高地位的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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