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进文]“失忆”与“记忆”之间

　　撒拉族诗人马丁诗集《家园的颂辞与挽歌》重点阐释和演绎的对象也是自己跨境而来的英雄祖先。他认为，这个家园与撒拉族历史文化相关，与撒拉族先祖精神中的某种史诗性和宗教性的气质相贯通。其中他耗费近两年时间写的长诗《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是一部具有撒拉族民族史传性质的作品。故事从撒拉尔被迫告别其英雄祖先生活的中亚撒马尔罕的城邦，在三更鸡啼中眺望东方高地，继而踏上部族大迁徙的旅程开始，到通过“以头颅为足而行”的九死一生的苦难跋涉和寻觅，在黄河岸畔的骆驼泉边找到他们的再生之地为结尾。有学者认为，“独跪于土丘之上的圣者，对于这一大迁徙部族之路回顾性地瞩望，注入了对其民族源地的牵念，对其再生之路的沉思，以及对神力佑助的感悟这样三重要素，也构成了撒拉族男人的集体心理向度。”这次再生性的大迁徙之后，中亚草原游牧的撒拉尔———手持猎枪并欣赏黑狼的敏捷精悍的撒拉尔变成了黄河岸畔精于园艺农耕的撒拉尔。①

　　撒拉族诗人韩文德（笔名撒玛尔罕）的诗集《撒玛尔罕的鹰》的主要内容也是怀念英雄祖先以及祖先缔造的家园。其中《想起祖先》这样写道：

　　想起祖先,就想起茫茫旷漠,

　　想起一队骆驼辉煌的风景,

　　想起寻泉者焦灼的呼唤,

　　想起血泊中久荡不息的歌,

　　祖先呵，你是沙漠与骆驼的儿子,

　　挟着漠风的粗粝,

　　挟着红柳的信念,

　　带着漠野的坦荡带着交响的驼铃,

　　从峡谷从横躺着白骨的沙丘,

　　从夯歌从欲求生存的吆喝声中,

　　艰难地爬起,

　　在日落的悲壮中向东逶迤而行。②

　　马丁认为，诗歌是一种生命姿态，一定的诗歌主题，就是一个诗人精神行为的总和及其延伸。它来自于一个诗人现实的生活场景，还来自于血缘性的家族史、民族史所提供的精神文化元素。想了解韩文德的诗，需要了解其诗歌的背景特征。其背景之一是撒拉族是活过两次的民族。13世纪被迫告别自己民族的发祥地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经过漫长的流离迁徙最终定居今青海循化境内的黄河两岸，留下了牵引他们而来的白骆驼卧泉化石的神奇传说。……作为这样一个民族的诗人，在他诗歌写作的精神行程中不能不去追寻有关民族曾经的记忆。“撒玛尔罕的诗歌始终坚持从历史和现实生活场景中挖掘撒拉尔元素，力图以长诗形式还原撒拉尔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传承。以大量唯我独有的发现和细节呈示，形成一套自己的语言意象系统。”③

　　同样，燎原在解读马丁的诗作时感同身受地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在天空的阴霾中拉出一弯长虹，又被岁月的尘粒所遮蔽，在其后人的直觉中投下一片蒙昧。这其中，当然不无个别史学家对此的清晰洞知，但从治史的角度去考察它是一回事，而以诗歌从民族不寻常的迹象进入，于艰辛的精神跋涉中最终与之相互照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疼痛而辉煌的历史大光阴，而这段大光阴通常又都被时光所遮蔽，它因而以漫长的耐心等待着那个能走向它的后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写作大都带着自己民族精神的胎记，并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源头，然而，最终能够与那一大光阴相互照亮的，只是那个宿命的血缘约定者。”①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在《敖鲁古雅祭》中这样叙述自己民族的历史：

　　大约在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河畔。他们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林地。应该说，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当然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在一个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繁衍后代。这部分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左岸俄罗斯商人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关系，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例如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等等，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②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玛利亚索的经典自述“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和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③

　　三

　　从上文论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关于“跨境”叙事，各人口较少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从“失忆”到“记忆”的过程，此过程不仅如前文所述，是一个族群口头记忆和作家书面记忆的转换，而且还有作家书面记忆对不同历史境况的反映，其中蕴含着一个族群从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到寻求乐土、安居乐业，通过辛勤劳动艰辛努力，让漂移的生命在新的家园落地生根，代代绵延，并逐步壮大，渴望强盛的心路历程。

　　当对“迁入地”进行强调性“记忆”时，实际导致的是对“原住地”的选择性“失忆”。例如由文人汇编而成的京族迁徙史歌的叙事，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相反对从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做了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这凸显边缘族群迁入新土地，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如《澫尾京族简史》中所唱“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历史的原乡已不可返回，只能将“故乡”的情感移植到新土地上。

　　撒拉族诗人马丁在读韩文德的诗歌后认为，“通过对韩文德在不同情绪阶段创作的不同题材内容作品大致梳理，发现韩文德诗歌写作上两点明显的发展脉络和追求倾向。一是在对写作客体的关注取向上，沿着民族发展历史的逆向追溯：黄河·现时撒拉尔家园———祖母祖父祖先———羊皮筏筏子客———白骆驼骆驼泉———遥远的民族发源地·老家———人类的苦难与精神历程。”“文德对黄河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与爱恋，他早期的大部分诗篇都是写给黄河的。如《撒拉人的黄河》《黄河：另一种情思》《记忆黄河》《黄河边缘的思索》《俯身这条河流》《永恒的河岸》等等。‘黄河的血液是我的血液，黄河的呼吸是我的呼吸。’这种近乎于所写对象的同呼共吸、物我合一的爱恋情结，缘于在文德的情感理解上，黄河就是撒拉尔家园的代名词。‘这是一片流动的土地，每一峰浪尖，起舞着一部血与泪的历史’（《撒拉人的黄河》），当撒拉族祖先尚在命运未卜的迁徙途中时，是这片‘流动的土地’以其慈母般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以其乳汁养育了一个民族繁衍成长。”①

　　对京族、撒拉族而言，无论是京族三岛还是黄河，都是今日民族的降生之地和成长之地，在族群集体记忆或早期文人创作书写中刻意强调，并突出其特色，其目的是强化家园意识，树立美好的理想。

　　曾几何时，美好的现实家园建立起来了，但是作为一个族群如果想进一步形塑自我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就必须从现实的“家园记忆”向“历史记忆”转换。换言之，需要调整“失忆”与“记忆”之间的顺序，即重拾过去刻意“失忆”的族群历史和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尤其“跨境”历史记忆与文化。可以说，历史在人类的思维中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时空合一体，也是一种难以把握、既无起始又无终结的缅邈无尽的人类生活聚集物。人类为了把握历史，为了反思在历史中的自我形象，进行了长久的艰苦努力，于是，“历史与人”成了人把握自己的基本思维范式。

　　“京族三岛的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认同，逐渐形成了以海洋民族为族性、以中越跨境民族为族群身分的文化共同体。而跨境族群的身分，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想象。当我们以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步入京族三岛，以‘主位’的视角沉潜于京族的生活，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就会在想象叙事中渐渐地生动浮现。”②

　　尤为有趣的是今天不属于“跨境”民族的裕固、撒拉等民族也有非常浓厚的“跨境”叙事情结。由此可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失忆”与“记忆”之间不是一种随意的转换，而是隐含着其他权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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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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