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纳钦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从主要演唱的故事来看，《五传》、《唐代故事》、《商国》等是扎鲁特胡尔奇艺人的主要故事传统。其中，似乎以《五传》的地位更为特殊。《五传》由阜新县格根庙（瑞应寺）的蒙古喇嘛恩和特古斯创编，并由同为该庙喇嘛的旦森尼玛传授给朝玉邦和白音宝力稿而传遍扎鲁特草原的。（注：叁布拉诺日布、王欣：《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第3页，辽沈书社1990年版。）据扎拉嘎先生研究，《五传》是蒙古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结合，是现存蒙古故事本子新作的代表作品，是庞大的故事系统。（注：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第138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说唐”类故事本子，“确实包含着蒙古族传统的审美理想与文化心理”。（注：扎拉嘎：《汉文小说之满文和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分类与比较研究》，载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第33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而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主要传统之一便是《五传》，可见，这里的传统在整个蒙古胡仁·乌力格尔故事系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甚或典型性意义。
扎鲁特旗的胡仁·乌力格尔口头艺术曾经是相当辉煌的。
二、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现状
那么，曾经辉煌的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现在到底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呢？经过实地调查，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当前以扎鲁特为代表的蒙古胡仁·乌力格尔传统既丰富又脆弱。下面，从艺人结构、文本蕴藏、艺人生活与情绪、地方文化部门对胡仁·乌力格尔传统的态度与措施、现代媒体影响下听众审美转向等几个方面作初步论证。
第一，当前胡尔奇艺人群体，分老中青三代，以比较清晰的师徒关系组合成相对稳定的师承结构，大致保持着从扎鲁特发源的胡仁·乌力格尔两大流派传承态貌。具体来讲，以扎鲁特艺人劳斯尔为代表的师徒群体，属于琶杰、毛依罕流派，演唱风格趋向于蒙古史诗传统，俗称“urgumal hugurqi”（意即创造型胡尔奇艺人）；以土谢图艺人希日布为代表的师徒群体，属于扎纳流派，演唱风格趋向于紧扣故事本子，俗称“surgamal hugurqi”（意即模仿型胡尔奇艺人）。扎纳流派的扎鲁特胡尔奇艺人有已故的百锁、在世的伊塔等。（注：参考叁布拉诺日布、王欣的划分，《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第213—216页，“师承关系一览表（一至四）”，辽沈书社1990年版。）如今希日布已经81岁，劳斯尔也已经58岁，两个流派中的主要艺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注：根据叁布拉诺日布、王欣发表资料的统计，《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第213—216页，“师承关系一览表（一至四）”，辽沈书社1990年版。）40岁以下的艺人为数不多，而且技艺参差不齐。如果说，好来宝对一位艺人来讲是百米短跑，那么几十小时甚至上百小时的长篇胡仁·乌力格尔便是不折不扣的马拉松了。这种“马拉松”不仅要考验艺人的体力，更要考验他们的记忆力、耐力与艺术创造力，因此艺人们认为他们说唱长篇胡仁·乌力格尔的最佳年龄应当在40岁左右。（注：根据2004年2月19—20日与艺人劳斯尔、拉西敖斯尔的访谈和2月21日与艺人扎木苏的访谈，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口承文学研究资料库资料，访谈人：斯钦巴图、纳钦。）以当前艺人结构来看，虽然基本保持着两大流派传承体系，让人眼前一亮，但从年龄来讲，他们已经大大超出了能够发挥最佳状态的年龄段，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该传统固有态貌濒临脆弱易失的边缘。
第二，当前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蕴藏基本保留着主要故事种类，如劳斯尔、张·德力格尔、扎木苏等艺人记忆中仍然保存着像《五传》、《商国》、《东辽》、《大西凉》、《梁唐晋》等经典长篇故事。调查统计。）但由于说唱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衰退态势，通辽市广播电台也连续六七年没有再录制新曲目，（注：量故事在艺人记忆中尘封或消失，已经很难恢复到原来状态。在今天的扎鲁特，像《钟国母》等故事传统已经很难恢复全貌，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经典选段。如若不抓紧抢救，则会使所剩这些故事也随风而逝。
第三，艺人生活基本处于贫困状态，情绪也比较低落。扎鲁特胡尔奇艺人群体，从老艺人到年青艺人，多数住所简陋，生活窘困（注：2004年2月20—21日斯钦巴图、纳钦到艺人劳斯尔、扎木苏、古儒、那仁满都拉家访问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加上现代媒体影响下听众审美情趣转向而很少邀请艺人作有报酬的演唱，当地又没有说书馆供他们施展才艺，所以艺人们虽有满腹故事“财产”，却无处经营和操练，致使故事记忆与演唱激情都被磨去了原有光彩。这同时大大阻碍了该传统后继艺人群体的形成。胡尔奇艺人生活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据了解，有一个普遍性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胡仁·乌力格尔这个“远离财源”的大型口头艺术，而使生计面临了困窘。胡尔奇艺人是胡仁·乌力格尔负载主体，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艺术激情直接关系到这一传承的正常运行，因此有适当报酬的集中采录，对该传统的成功抢救至关重要。
第四，地方文化部门对胡仁·乌力格尔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价值之确认，是积极的，热情的，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工作侧重角度、现实条件和认识模式的局限，他们计划采取的扶持措施却有些偏离民间口头传统传承规律。当地扶持计划中虽有筹建“乌力格尔艺术团”、“乌力格尔艺术学校”等规划，打算使胡仁·乌力格尔像东北“二人转”或内蒙古“千人马头琴”那样走上全国舞台（注：2004年2月18日在文广局访问时了解。），却尚无条件筹建更适合于该传统正常运行规律的“乌力格尔说书馆”。也许，更符合科学规范的民间口头传统抢救工作当由研究所牵头开展，并借此形成与地方文化部门的互补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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