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钦]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中国文化艺术传播网（就爱上时尚）

作者：纳钦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这里有必要对此次表演的语境做一个说明。胡仁·乌力格尔的表演不像一些史诗表演，并非一定要有仪式事件发生才可以演唱。况且，并非所有史诗都在特定仪式中演唱，也并非所有仪式事件中出现的史诗都在经历本应属于它的演唱。镶嵌在宗教仪式而变成经文组成部分的一些史诗，也许很难再唤起听众类似于听到单纯史诗演唱时的那种审美愉悦，也就有可能部分地失去了文学因素。而胡仁·乌力格尔实质上就是一种故事，艺人表演就是故事演述，表演的目的主要在于娱乐和教化，实际表演语境主要有场地、听众、充足的时间（供艺人发挥）等要素，表演动机主要是有人邀请艺人演唱或艺人主动找到了有报酬的演唱机会，而并非依附于某种仪式或根据仪式需要去演唱。在胡仁·乌力格尔表演传统中，人为组织因素一直是存在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促成艺人表演的邀请者本身就是一定意义上的艺术活动组织者。例如，在蒙古地区常见这样的情景：某个普通农牧民家庭在某年冬天邀请某位艺人在家里演唱几十天的“乌力格尔”，届时让邻里来听。这里，这个家庭就充当了艺术活动不折不扣的组织者。另外，在清代，土谢图旗王府就是一个胡仁·乌力格尔表演场，土谢图王爷就是表演的组织者兼听众，著名的胡尔奇艺人扎纳、奎明、金宝山、孟根稿勒套等曾被选拔为土谢图王府专职胡尔奇，在王府说书长达11年之久。（注：叁布拉诺日布、王欣：《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第45页，辽沈书社1990年版。）1949年以后，在内蒙古各地设置不少说书馆供艺人演唱，直到80年代才陆续关闭，从琶杰到劳斯尔，百余位艺人都曾在说书馆演唱“乌力格尔”。这里，普通家庭、王府、说书馆等，都是胡仁·乌力格尔实际表演的自然语境，富有现场氛围，具备表演语境的几个要素：场地、听众、充足的时间，以供艺人充分发挥。但是，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这种表演场不一定对每个民族每一种民间口头传统都适用，但对于胡仁·乌力格尔却是非常适合的。

“演唱月”思路是在研究所宏观的研究基地思路基础上派生的实际的田野工作思路，是文化语境中的大型田野作业框架，既符合科学要求，又注重工作成效，既因地制宜，又恰逢其时。正是研究所开创了田野基地新局面，才使“演唱月”得以实施和成功。因此，研究基地是“演唱月”最主要的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基地，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大型田野作业将无从谈起。由于基地思路，使地方与研究所形成了良性互补互惠关系，使得此次田野作业在地方政府部门协调下，充分调动了政府工作人员、民间艺人、乡村干部、农牧民群众最大热情，取得了他们最大限度的信任，在有关各方的协助下，获取了丰硕的成果。（注：此次调查得到了扎鲁特旗人民政府马砚春副旗长、文广局徐文彦局长、万长命副局长的通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一方面，研究所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使田野作业在最大自由度中畅通无阻地进行。其广度和深度，是科研人员只依靠个人关系，单独进行的田野调查所无法比拟的。研究所与地方政府合作，在于理顺各方面关系，取得艺人和群众最大限度的信任，获取更充分的资料，以提升研究成果质量。可以说，基地思路直接关系到研究所科研成果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研究所因特网等窗口或其学术活动、学术产品，达到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对外宣传。反过来讲，地方一旦见到合作成效，则会更加支持研究所的工作，因此这种关系是互补互惠的，是良性的。研究所借此完全可以把“学术触角远远地伸进民间去，让学术的根须，直接获得民众的思想和智慧的养分，从而让学术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通常，在人类学与民俗学学者那里，田野作业是相对孤独的，忌讳惊扰地方机构，更较少让政府来协调的，而只靠研究人员背起行囊，深入民间，独自去接触和感受也许是完全未知的生活世界。但是，凡事还得看客观情况，科学研究更应当考虑研究对象本身的具体条件，并用活那些理论上的方式方法。以胡仁·乌力格尔的情况来讲，其抢救工作既需要理论意义上的一般田野作业，也需要像“演唱月”这样政府协调下的“非理论上的”大型田野采集。因为，胡仁·乌力格尔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故事传统，所以，还得通过符合其语境的大型田野活动来集中搜集，才能达到全面抢救，否则仅仅依靠科研人员独立的、多次反复的、势单力薄的田野工作，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整体全面的抢救的。如若固执地坚持理论上的田野作业规则而这样再拖上几年，那些传统也就会不知不觉消失。

由此可以说，在研究所宏观的研究基地思路基础上派生的“演唱月”思路，是语境中抢救大型口头艺术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充分发挥了基地优势，发挥了研究所与地方互动而产生的能量，来推动了民间口头传统的抢救。它还可以成为一种田野工作模式，在条件相仿的其他研究基地和相关学科领域推广。

长期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实践着以我国各民族口头传统等无形文化遗产为长线发展的学术路线，并在民族地区进行的广泛的田野作业为基点，产生了以中国史诗研究为标志的重要理论成果。而研究基地的建构，不仅是既往工作的延伸，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扩展和深化。尤其对那些存量丰富且面临人亡歌息的大型口头艺术的抢救性研究来讲，抓紧建立如此便利有效的田野平台，完全适得其时，极有必要。而在基地建设的宏观思路下，各个基地再派生出各民族不同口头传统的实际田野工作思路，进而摸索符合研究对象具体条件的田野作业途径，也是刻不容缓。

鉴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相关研究机构所具备的科研工作条件和胡仁·乌力格尔等口头传统现状，应当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抢救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来得有些晚，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误了它，就真的没有其他机会了。通过对胡仁·乌力格尔传统的田野研究，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机会来去匆匆，只有争分夺秒，才能把握住弥足珍贵的机遇，把我们巨大的传统以其最鲜活的形态留在耳边，留在眼前。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01期，第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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