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降边嘉措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这段看起来十分荒诞的小故事,实际上非常重要,它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藏族先民和史诗创作者们关于灵魂不灭、灵魂转世的观念,一种形体消失了,灵魂又转移到另一种形体上。它又象一个总纲,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格萨尔》故事的轮廓,双方斗争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的结局。由此导引出构成《格萨尔》主要情节和核心内容的英雄诞生史和四部降魔史,即:《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门岭大战》、和《姜岭大战》。如果把《格萨尔》比作一座宏伟的艺术宫殿,那么,这四部降魔史就是支撑这座大厦的四根栋梁。
不仅如此,用这样的方式结构故事,艺术构思上是非常完整的,与整部史诗的内容、风格、氛围也是相一致的。
木刻本则不是这样。它把莲花生大师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让他来贯穿全书。《天界篇》第一章一开头就写到:在雪域之邦,黑发藏民遭受无限的苦难,圣大悲心菩萨(即观世音菩萨)“心中不忍,发大悲悯”,遂向西方极乐世界怙主阿弥陀佛祈求帮助。阿弥陀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要到妙拂洲(25),找莲花生大师,他能解除百姓的苦难。
观世音菩萨找到莲花生大师。于是莲花生大师忽而天上,忽而龙宫,忽而人间,安排神子格萨尔降临雪域之邦,拯救苦难中的百姓。
《天界篇》,藏语原意是:在天界九次占卜。扎巴老人说唱本有这样一段情节:天神决定格萨尔到人间去降妖伏魔,可是他不愿意去,一连藏了九次,天神九次占卜,都把他找出来,最后不得已才来到人间。所以书名叫《在天界的九次占卜》,过去翻译成汉文时,译作《天界篇》,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沿用旧译。故事跌宕起伏,多生波折,读来饶有兴味。木刻本中却没有这些情节,而被大段大段关于“因果之理”的说教所代替。不但情节简单多了,而且与书名也不吻合。
第五,关于主题思想:作为反映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一部史诗,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斗争,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格萨尔》;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公正、富裕的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成为整部史诗的主旋律。
自佛教传入藏区后,它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产生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文学巨著《格萨尔》,不可能不受到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影响。无论是说唱本,还是木刻本,都有很多弘扬佛法的内容。但相对来讲,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受佛教的影响要小一些,而经过僧侣文人整理加工的手抄本和木刻本,则有着浓厚的佛教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格萨尔》中关于善与恶的斗争,改造为佛教与苯教之间的宗教斗争。这一点,在《天界篇》的整理本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木刻本《天界篇》里,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天界,神佛们看到在人世间,黑发藏民遭受深重苦难,决定派神子格萨尔去拯救,而这件事又必须由莲花生去办理。于是观世音菩萨来到妙拂洲的莲华光宫,对莲花生大师说:“难以教化的边远藏区,在那辽阔的雪域之邦,有了心存邪念的鬼怪,王臣九人(26)死后成恶魔。一为东方魔王洛赤达米,一为南方魔王萨当毒之根,一为西方魔王鲁赞穆之后(27),一为北方魔王白帐妖之子(28)。还有玉孜威的小儿子,地神之主宁热娃,魔怪僧堆阿瑟奇巴,妖怪罗堆辛赤杰布,世间恶魔猛札董纳(29)。每一魔类各有部属无数,这些有色仇敌和无色魔,是造成藏地苦难的根子。毁坏业果及三宝(30),把众生引入邪恶之途。深深播下恶趣之种,陷入无明轮回实可怜。需要降伏魔怪的勇士,神子闻喜可以担此任。”(31)这里讲得非常明白,灭佛的赞普朗达玛及其大臣们,他们生前毁灭佛教,死后转世又成为妖魔鬼怪,“是造成藏地苦难的根子”,需要格萨尔这样的勇士来降伏。
一些著名的僧侣文人,如米旁·朗吉嘉措,企图把佛教教义写进《格萨尔》的整理本,他将《格萨尔》分成两大类,把经过僧侣文人加工修改、注入佛教内容的史诗称作“曲仲”(chossgrung),意为具有佛法内容的《格萨尔》故事;而把民间流传的《格萨尔》称作“杰仲”(rgyalsgrung)。 杰,即国王,这里指格萨尔王。杰仲,就是具有世俗内容的格萨尔故事。木刻本《天界篇》就很有一点“曲仲”的味道。但因改造得不彻底,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曲仲”。
第六,关于语言上的区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民间口头创作的《格萨尔》,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她精美的语言艺术上。《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她不是文人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艺人用嘴唱出来的。因此,她的语言艺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口语化、大众化。史诗的语言,明白如话,生动流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非常优美,又非常朴素,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种口语化、大众化的特点,同史诗口耳相传的流传形式有着密切联系,也是民间文学的性质所决定了的。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文艺学中,常常把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民间文学,称作“人民口头创作”,或“口传文学”,就是因为她有口头性这个明显的特征。但是,经过僧侣文人加工整理的木刻本,就失去了许多这种口语化、大众化的特点,增加了许多书面语的成分,尤其是宗教术语。
一般来讲,经过翻译,诗的语言艺术的特色会大为减弱,加之目前没有好的译本,更增加了叙述的困难。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强调地指出这种差别的存在,以引起搜集者和编纂者,学习者和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七,简短的结语:A,从本质上、总体上讲,《格萨尔》这部史诗,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说唱艺人,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若没有他们的非凡才智和辛勤劳动,这部伟大的史诗将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民间艺人们的说唱本应该是整部史诗的基础,是《格萨尔》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所有的手抄本、木刻本都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经过文人(在过去主要的僧侣文人)的搜集、整理和加工,然后流传后世。
B,这些手抄本、木刻本在《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许多珍贵的《格萨尔》分部本,如:《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祝古兵器宗》、《霍岭大战》、《卡契松石宗》、《地狱篇》等,都靠手抄本和木刻本保存下来了。它们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些从事《格萨尔》搜集、整理的文人,主要是僧侣文人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这一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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