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宝荣 姚伟 金倩]《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英译策略

      五、民俗事象英译策略分析

      （一）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往往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般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而构成翻译难题。从表1可见，王伊同在处理物质民俗词语时倾向于异化翻译，即采取音译辅以文内简注的办法，如将“漏刻”、“骑驴酒”、“乌头门”、“步挽车”分别音译为“lou-ke”、“Qi-lǘ jiu”、“Wu-tou Gate”和“bu-wan”，以便保留民俗文化的原汁原味，接着用文内简注解释民俗事象的指示意义，如将“骑驴酒”和“步挽车”分别注释为“Donkey-riding wine”（一种骑在驴背上喝的酒）和“vehicle drawn manually”（一种手拉车），以便为缺乏背景知识的英语读者扫清认知道路上的障碍。此外，针对相对重要的民俗词汇，译者往往提供详尽的文外注释（尾注），如在“乌头门”译文后注明其形状为“with towers on each side”（门的两侧有高耸的立柱），其高度为“Its height varied from eight to twenty-two Chinese feet”（8—22市尺不等）（Yang 2007：308）。然而，王伊同并非不加区别、“从一而终”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如他对表1中的“香袋”、“花药”和“悬鼓击之以罢市”就采取了意译法。再者，从译者把“市尺”替换为“英尺”的实例看，王译并不排斥对归化法的运用。

      （二）社会民俗

* 严格说来，六斋是制度民俗，但鉴于北魏时期佛教盛行、全民信佛，也可归入节日民俗事象。

      从以上实例可见，王伊同在翻译社会民俗词汇时倾向于交替运用异化（音译或直译加注）和归化手法：如一方面直译或意译“九流百氏”、“白服”和“击鼓”，并用括号内音译（如“jiu-liu-bai-shi”）或简注（如“as an expression of sadness”）为读者进一步解释民俗事象，另一方面也采用归化法，如把佛教斋戒仪式“六斋”归化翻译为“six Fasts”。查《网上词源词典》（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fast）可知，“fast”出自古英语词“fæsten”，本义为“尤指（但不一定出于宗教义务）自愿戒饮、戒食或戒食某些食物”，可见王译实为归化翻译。“六斋”又称“六斋日”，佛教认为农历每月有六日是“恶日”，信教者应持斋修福。王译在归化之余，仍不忘为英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内简注：“Monthly Great”向译本读者解释了这种斋戒仪式颇为“隆重”，且“每月均需进行”。不过，从本文考察的社会民俗实例看，王译本总体上仍倾向于能保留原作原汁原味的异化翻译。

      （三）精神民俗

      从表3可见，王伊同在处理精神民俗事象时也倾向于采取异化为主、意译或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例如，他对“桃枝”、“画卵雕薪”采用了意译法，但“桃枝”还辅以文内注释尾注，指出其在中国民间巫术中的迷信功能是“驱鬼避邪”。在处理“洛神”（神话传说中洛水的女神，据传为伏羲之女，“称宓妃，因渡水淹死，成为水神”[夏征农 1999：1391]）时将“洛河”直译（即异化翻译）为“the Luo River”，却把“神”归化翻译为“god”（西方文化中的“god”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并不完全对等），从而生成一个归化、异化杂合的译文。再者，译者把“阴阳”音译为“yin and yang”，然后提供文内注释——“指宇宙中的两种相生相克的力量，中国社会的结构、观念、体系乃至文化均根源于此”，以此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这个复杂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些译例再次表明，王译总体上倾向于异化翻译，但绝非“从一而终”、有系统地为之，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包括英语中有无大体上对应的词汇（如“神”译为“god”），意译后的译文能否达意（如“画卵”译作“painted eggs”），灵活变通地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此外，从译者为“桃枝”和“阴阳”提供的注释看，王译本确实具有“注释细致严密”的特点。

      （四）语言民俗

      王伊同（1980：326）指出：“《伽蓝记》载隐语，此即后世所谓谜也，唯六朝最盛行。” 可见书中收录了不少谜语、民谣、民间故事。王伊同重视保留语言民俗的固有体例，如在翻译洛阳当地的隐语“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时，采用四行的形式，并在前两句用“thrice”和“twice”押尾韵，再现了谜语中“纵”与“钟”押尾韵的审美效果。又如，他翻译的民俗流行语“不畏张飞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保留了原句的对仗体例（或谓骈体），不仅形式优美，而且读来琅琅上口。译者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忠实保留和再现原作的文学魅力。卜正民（Brook 1985：835）认为，《洛阳伽蓝记》是一部“有着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另一位评论者也指出，该书“多用骈文写成，文辞典雅”，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文学杰构”（Leung 1985：103）。译者的文化保留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阿侬”的处理上：先将其音译为“A-nong”，再加注说明这是“吴方言”称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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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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