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技术要改进 观念也要改进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文献的保护比古籍善本还要困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层面,即纸张的先天不足。

  据了解,民国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年至100年,图书的保存寿命大约在100年至200年,大大低于“纸寿千年”的宣纸。国图古籍修复组原组长周崇润认为,民国文献用纸在原材料与本身的酸碱度上均存在重大缺陷。据他介绍,民国时期正是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过渡的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制浆工艺落后,用纸多为酸性较强的化学浆纸,甚至是“马粪纸”。而古籍所用宣纸大部分在选料上采用麻或者植物的韧皮纤维,手工工艺造出来的纸张一般为中性或偏碱性,并且在制作时就考虑到了防虫、防蛀等问题,加入了中草药成分。而且,古籍成书一般还有函套在外保护,反观民国书籍的装帧则多为简易平装,书脊、装订简陋,很容易破损,时间长了,残破、掉页非常普遍。

  国图曾经成立了一个“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经过监测发现,几乎所有馆藏民国文献的PH值(溶液酸碱性)都下降到了4.5。“这个数值已接近强酸性,表明目前馆藏民国文献已全面受损。据粗略统计,发生中度以上破损的文献比例达到90%以上,而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受损。”高红说,“我们也曾考虑过引进国外的脱酸机。”高红介绍说,这套机械有一个真空舱,不用拆散书页,书本放入以后,依靠机械力直接压挤出水分和空气,然后挤入碱性液体进行中和反应,方便又不损害书籍,但高昂的价格仍然是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无法承担的。据了解,采购该设备至少要3000万元,还不包括后来仪器、化学药品的损耗费用。算下来,每脱酸1公斤图书需花费近140元,相当于每页脱酸需要0.5元,每100页就得50元。高红说,对那些酸化比较严重的民国图书,现在国图只能采取用脱酸纸袋将它们与外界隔离、延缓酸化的办法。“但也只是延缓而已,老化、酸化依然是不可逆的。”高红说。

  还有一个非技术因素,即版权保护给使用带来一定限制。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著作权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内。“由于年代相去不远,民国文献中不少作品依然处于保护期限内。”高红说,基于维护作者合法权益的考虑,一些图书是不能随意外借或被复印引用的。不过,高红也承认,由于民国藏书众多,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全国性的普查和整理,文献存量、分布与保管状况并不清楚。多数收藏机构都没有编制机读目录,甚至卡片目录因年久无人整理,也很不完备。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文献,因其多为非正式出版物,印数少,不易收集,其中不乏孤本,极其珍贵。“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阅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学术垄断”、“地方保护”也是公众很反感的现象。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发生过两起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次是2004年10月,时任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周继武“控诉”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书遭遇的重重刁难;另一次发生在苏州图书馆,2005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曝光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经历。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公众“声讨”图书馆把公共文化产品当作“垄断资源”而排斥外人的不良风气。“你说自己馆藏多,是权威,却不拿出来让公众分享,这有什么意义呢。”步平认为,“图书的核心对象是读者,只有满足读者阅读的要求,图书馆才能真正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民国文献保护 要“灵魂”也要“肉身”

  民国文献的保护如今面临着两难:是保护文献实体的“肉身”呢,还是抢救物质载体上的“灵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图就成立了缩微复制中心,对民国文献进行缩微复制,目前总体已完成近90%。在高红看来,加快微缩、数字化进度可以避免读者因借阅原件而造成的对图书的二次损害,一些人形象地称之为将“民国往事”装进“数字抽屉”。步平也竭力支持优先保存书中内容:“图书首先是精神产品,给读者提供帮助的是内容而非装订、版式。”据他介绍,他们曾帮助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数字化。

  不过,再生性保护本身也会给原件带来损坏。高红举例说,如果要对文献进行缩微拍摄,需要将它拆开,线装还好,平装本就很棘手,已经相当脆弱的纸张很难禁得住如此拆分,就算顺利拆开,拍摄后想让文献复原也会很难。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缩微并非良策。他在今年“两会”上透露,“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曾联合全国20余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微缩拍摄,国家每年投入300万元,历时10年,仅拍摄了125541种6000余万拍,远不及损毁的速度。”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古籍修复的一句名言。在一些人看来,文献“肉身”本身就是文物。但小心储存、就地修复就能拯救这些民国“宝贝”吗?据周崇润介绍,原生性保护包括各种脱酸技术、胶脆纸页修补技术等,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保护。然而,由于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传统的托裱手段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古旧文献的修复人才本来就很匮乏,很多是靠师傅“口传心授”,如果修复技术不过硬,反而会把原件“修死”。

  “加大整理出版力度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这种被高红称为“生产性保护”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专题,做展览或者出书,进而促进对文献的保护。“不过,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文献的命运。”

  “民国文献保护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目前已提交文化部,首先要在普查基础上,形成《全国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高红说。

  他山之石

  民国文献最大价值在“活”化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时期敏感人物,我们曾经做过的很多研究都停留在概念分析层面,而一条史料的公布,有时候会对研究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授杨天石曾多次查阅蒋介石日记,并据此写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

  据了解,除大陆外,民国文献在台湾地区也有相当藏量,主要见诸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另有部分则流传至海外。譬如大批民国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就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则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献,则散落在日本或俄罗斯。不一而足。

  “在台湾借阅民国文献很容易,不存在任何壁垒。”步平介绍说,民国文献在台湾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大陆。出于最大化发挥文献史料作用的目的,台湾各收藏机构善于发掘自身特色,使用新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实用价值的特色专题资料库和学术成果。

  除自行缩微复制“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重要档案及特种史料外,台湾地区的缩微制品以购买成品为主。台湾“国史馆”曾从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等单位购回大量有关中国档案的缩微胶片一万余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先后建起“台湾记忆”主题资料库、“国史馆”视听档案及数字档案;而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以编纂近代史研究资料为目的,汇编丛书有《中俄关系史料》、《中法越南交涉档》、《四国新档》、《中美关系史料》、《中日关系史料》等,为世人全面了解近代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国共两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口头历史访问”项目也是台湾收藏机构抢救档案史料的重要方法,将一些有重要经历的人物口述,做成记录存档,同时搜集与之有关的回忆录、年谱、传记、日记、照片、信札等档案资料,其中较有特色的有顾维钧口述档案、张学良口述档案等。

  “他们‘赶紧于文献的救亡补遗,恢复民族自观的历史文化’的理念直接推动了整理国故。”高红说,“而较高的数字化与放开程度又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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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新网-北京日报 2011年09月01日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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