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传承符码

——关于“民俗”“纪实”“时代”“历史”的串联思考
是“纪实摄影”的深入，促发“民俗摄影”之涌起？还是“民俗摄影”的波及，展现“纪实摄影”之潜力？

以我之见，所谓“新时期摄影”的观念进展，与其说是还摄影于真实，莫如实为还摄影于世俗。简言之，“新时期摄影”的还俗实践，才是中国当代摄影具有史的演进意义之实质。

由此而言，被媒体突显的所谓“新时期摄影”之主流影象，可能未及超越多少意识形态的传统格局，有些只是宣传立场的对立转移。事实表明，往往是一些属于非主流文化的隐性表现，更能代表摄影史意义的实质进度。因而，“新时期摄影”在反映“社会真实”和“平民化”的表现，实质是在触及映照民间的世俗生活现象，从而渐次返还摄影纪录的本性基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期秉持理想主义超现实的意识形态化，造成摄影为政治服务的主流之势，使摄影观照世俗生活的倾向难以伸展。

新时期”的摄影理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的政治化摄影模式，做出大量针锋相对的批判。代表观点诸如：以摆拍的导演手法粉饰现实、以弄虚作假手法歪曲现实等等，统归视之为“不真实的摄影”，从而反弹出“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异军突起盛况。

然而理论层面的摄影真实，其实是个难决的大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真实与否牵系于立场观点。所以，两相争论，仍属未决命题。“新时期纪实摄影”表现中，所对社会民俗层面的摄影观照，则在实质上与以往时期刻意突出政治的摄影模式，真正拉开了观念距离直至背道而驰。

我在本文中所言的“民俗”概念，尤指中国社会的民间世俗事物，并非特指少数民族风俗事物。因此，我本可以启用“世俗摄影”这个名词来做阐述。不过，鉴于当前摄影理论新名词已有泛滥成灾之势，故没必要再节外生枝。运用已有的概念名词，我自信尚能将此话题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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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闲话闲说》言道：“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内文>众所周知，被摄影拍照下来的影像，已是在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事物。何况，民俗摄影无疑意指为拍“四旧”，即所谓的“土老破旧”。如此一来，则民俗摄影是什么，反而足以简明廓清了。
<内文>如果同意民俗摄影就是拍照与民间世俗生活有关的“四旧”事物与现象，那么以“破四旧”的观念所谓“立四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新生事物”的新现实与理想化的超现实吧。凡将“四旧”与“四新”汇总起来的拍照影像，我认为可以统称为“纪实摄影”。
<内文>如此定义“纪实摄影”，有人会说这般“混淆两类不同性质事物”的大杂烩“纪实摄影”，不能代表时代，也反映不出时代性。我则认为“时代”是观念，而“历史”则是事实。我还认为，纪实摄影未必一定要反映时代，却务必要观照历史。时代在历史之下，如果“四新”代表时代，则“四旧”加“四新”就等于历史。于重视拍摄“四旧”的同时，也不忽视拍摄“四新”，这样的“纪实摄影”观念，或许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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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年为例，举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民俗现象。

1970年春节，我在北国风光的松辽平原一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农村度过。大年初一，从一个叫刘家屯一队的村落，徒步跋涉白茫茫大地，去几十里地以外的三合公社。公社所在地也不过是个村落，只是设有公社机构和供销社，并无文化部门。那天在公社最热闹的供销社院子里，见到一伙农民自发地扭秧歌活动。东北二人转浪不溜丢小喇叭的吹奏声里，黑棉袄黑棉裤的关东乡民们，当腰围上大红花被面，有人头戴旧式礼帽和老式墨镜，自奏自扭地在院落空地间兜来绕去。这般不伦不类的打扮与放浪自得的动作，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最为肃杀的年头，实在令我为之一惊一楞。奇的是乡民们的表情也无喜乐也无愁绪，似乎沉默于自娱的舒缓状态。

我呆呆地观望如此民俗场面，把这样行为与当时的革命氛围相挂连，心想这要是叫政工干部见到，岂不要狠遭批判。也许正因为那是处在社会基层的农民群众，即使惩治也罚不出个什么了。他们才那般不管不顾，在穷乡僻壤，发泄了一场逢年过节应当展现的传统民俗仪式。当时我认为如此粗陋的秧歌没啥意思，远比不上以前在城里过年见到的又踩高跷又跑旱船的秧歌表演。只是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那是一场纯粹自发的民俗活动，尤其在“破四旧”的革命年景，更是不无风险。而我以往在城市所见的节庆表演，皆是有组织策划的非自发节目，已经很难算是纯粹的民俗文化。如果没有亲眼目睹那场乡间的简陋春节秧歌，今生我便只能将城市经历的节日组织表演，当做是民间的风俗现象，难免不是个永生的文化误会。

1990年的一个春节，我在美国洛杉矶唐人街，观赏由华洋人士共襄的庆贺游行。压轴节目是舞龙，一条蜿蜒扭动的金闪闪的长龙，在一处喧天锣鼓声中逶迤舞来，煞是烘托节庆气氛。只是高兴之际，龙身下现出不少洋人面孔，不禁觉着这已是一条不中不洋的现代化国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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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思之，民俗大约就是民间、民族、民众的世俗生命的传承符号与密码吧。蓬勃生灵的野生（民间）劲头是抑制不住的，例如1970年东北农村的那起土秧歌，即便有“革命”气势的嚣张，也终于未抵得住原始生命力的喷薄。

曾经广为流行于东北民间的二人转戏曲，本是充满粗犷、粗俗、泼辣、调情与胡扯等村野习气的民俗文化形式。解放后经有意的“去其糟粕”，便失落了民风的本质。直至“新时期”，才得以小品的方式再度生发风靡。在我看来，好的小品，都有我当年在乡间所遇的自发自娱的土秧歌神韵。我还认为，二人转和小品这种东西，是民俗小调性自为文化形式，是无须争登大雅之堂的。知拙守朴，保持其民俗性情，也就是切合实际地发挥了自身的文化作用。

民俗的流传，在文化形态上，还可能演绎为民族的神话。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龙，凝结着民族悠久文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构成一袭民俗的生命密码。如此文化传承，即便是在异文化的强势同化下，仍以移民的抗拒异化的民俗生命力继以支持，为远离母土的漂流生涯，维系一条根系的丝练。

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其民俗的神话精神，因之伟大且充满自信（自娱未必不出于自信）。而做为民族神话意义的民俗，参与了民族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以其生命密码的传承，化作凝聚民族意识的文化隐喻。龙——就是举世共识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隐喻之一。二人转和大秧歌，就是东北民间的文化隐喻，这类民俗事物，完全是可以与“时代”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现象，而历史则是民族的记忆。

摄影事物如果承担纪录历史的使命，则比起“反映时代”（往往流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模式），更重要的是纪录历史。检讨中国摄影的曲折历程，拔高时代而贬低历史的摄影观念，落下惨重教训。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失落了健全的记忆（影像纪录是记忆之一种），将如何全面认识自身的过去？又如何明智选择自身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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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纯摄影与俗摄影（纪念照片，影像档案、自娱的随手拍等等不被堂皇理论视为摄影的所有别的照相）之间，民俗题材的摄影，似乎能够起到某种缓和冲突的润滑作用，有可能联系并融会不同摄影分类之间常被引为对立的因素。

中国世俗社会的历史性重创，也严重萎缩了中国摄影有为的文化进取。民间世俗生活的枯涸，导致社会文化生活的枯燥。单调的文化生活空间，无益于培植生长茂盛的文化艺术大树。

我所以认为“新时期摄影”的观念意识进取，重在还摄影于世俗，缘于以上阐述的理由。所以，对已经面世的和尚未浮出水面的当代非主流摄影史迹的发掘、评介与研究，乃是全面讨论“新时期摄影”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可是，这方面的学术研讨，并未引起必要的重视，尚期待于有识之士们的关注兴趣。

于是须要提及，我所言的民俗摄影之类，属于一种潜性的摄影文化范畴。靠因袭的政策宣传或时下的市场操作，只会毁损其民间自发（自娱）的原生态。而且，作为民俗摄影对象的民俗事物，也日趋因有组织预谋地大力提倡或有利益企图的商业操作，而变质、变相，以至凋落、消灭。长期以来，以“大张旗鼓”方式宣传、支持、干预某些事物的习惯势力，对世俗生活和民俗摄影之类的民间文化形态，显然有害无益，甚至起到摧残民间民俗传统的负面作用。

中国摄影界很缺乏相应的文化常识，常犯见树不见林、认时代、无视历史的毛病。世俗文化挺象民间艺术如农民画，一旦被有企划地介入，原生态的生动鲜活便被好意破坏，原始的民间自为性质便失落凋零。民间世俗事物，凡如此经主流文化过手，往往便要流为伪的替身或形式之壳。

也许，民俗摄影只适合那些淡泊功利且对世俗文化有兴趣者所关怀的东西。在日益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它更容易被某些逞强好胜者当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当民俗表演搞得隆重热闹，当摄影家因拍民俗而时髦轰动，那样的玩艺儿，多半沦为徒有其表的“好看”民俗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