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和美术市场初探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研究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主义文化产业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伟大成就，必将引起民族的自尊与自豪。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文化如何悠久，面对西方文化全方位的不断渗透，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相应对策，我们的文化优势则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是一个大的门类。作为一名画家在自己本专业内以观一斑见全貌的方式来解剖熟知的艺术市场现象不无好处。文化走入市场应算美术最早。在中国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社会的需要，大量艺人不仅用自己的手艺在造像中获得生活的依托，客观上也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文化。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的历史艺术至今都震惊着世界。但这种文化受到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影响，文化艺术得不到应有的价值，明代以后，卖文卖画才蔚然成风。海派和扬州八怪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它使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但这种进入是在五千年中国农耕文化的母体上蜕变出来的，它始终以自产自销的方式在市场上出现，同时艺术又作为人文产物受到广泛的社会影响，难以精确估计其价值。如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李白、王羲之的偏爱，润格在社会上大起，故有人总结道：“受价贵贱有幸与不幸焉，非关书也。”古人的总结在中国书画市场至今也如此。画艺高低并非是价值定论的依据，而某高层领导对画家一句赞誉或画家在圈内在职位，便是画价高扬的依据，这有背于艺术产品的价值规律。艺术家是个体劳动者，它的生产规律上独创化、个性化、多样化，这种最具特色的艺术品也必然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定位，它高价的价值也是必然的。如1990年凡高的油画《加歇医生》在纽约佳士德以8250万美元拍出，创造了艺术品拍卖史上最高记录，被载入吉尼斯记录。

　　1998年拍卖张大千的《黄海旧游》，其售价为123万港币，拍卖李可染的《井岗山》，其售价为73万港币。这些艺术大师作品的价值，往往以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特征作为基础，无论是国外的毕加索、凡高，还是国内的齐白石、徐悲鸿、林凤眠等大师，只要深入分析、观察，我们都不难发现其与别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当一个画家的品牌一旦被消费者认同，它的价值就已稳定形成。如果艺术家不在文化特征和品位上下功夫，没有人们对艺术家的认同，并进而产生长期追随的忠诚度，那么即使仿造得再好，其品牌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被证明是文化垃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市场从封闭中走出来，文化产业状态无论从规模和理论上来看都处于萌芽状态。发达的国家文化产业人员一般占全体从业人员的3%——6%，而我们仅占0.4%，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一般超过5%，美国达到10%。美国文化产业是750亿美元，英国是600亿是英镑，日本超过汽车的产值，我国则仅占0.75%。而在艺术市场上 ，中外同一时期最好的艺术品其价值差之千倍，使中国人既感到可悲，又对别人成熟的艺术市场无奈。笔者在奥地利遇到一位很有见识的奥籍中国人，他是一个企业家、收藏家，他说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他和国外的外籍中国企业家、收藏家联手出资以抬高中国艺术品在国际拍卖行的价位，羸回中国的面子，他们努力把国内艺术家的作品抬到百万元以上，然而像齐白石、潘天寿等这样大师级的艺术家与国外同等原艺术家相比其价位仍是天渊之别。当今世界名画家前十位排行榜价在4000万美元以上，而国内名画家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实在屈指可数，最高价为刘宇一先生的油画《良辰》，所拍价仅2300万港元，中国还没有形成与国际接轨，但市场一定要按它本身的规律来接轨，没有成熟的经纪人，没有培育出有眼光的收藏家，艺术家在文化市场上步履艰难，神色茫然。和早期沿海的房地产热一样，书画市场从机场到各星级宾馆像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冲刺在人们的面前，各级画贩、画店象雨后春笋出现在任何作秀的时髦地方，成为泡沫文化。

　　北京琉璃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可你随时见那些摊主以一堆堆启功的字、美林的假画拽着外国人、外地人买。笔者在法国巴黎皮尔卡丹画廊办画展，艺术总监布置完我的新藏画艺术作品后，见我还拿出一卷画，问我是不是中国画，我说：“是”。他肯定地说“就不用打开了，这种画在我们这里，只要到中国都带回来送礼，简直成灾了”。文化艺术作为国家的形象，被假画损害成这个样，真叫人痛心。中国入世以后，国外成熟的文化产业将会涌入国内，开放的市场，谁都可以投资。我们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不怕挑战，但中国弱小的文化产业，明显地存在被外国人“抢注”的危机，有可能面对外商文化资产的强大和优势，丧失自己的文化主权，将来的小孩也许只认得美国版的《花木兰》。在书法、太极拳、围棋等方面，日本、韩国直上和超越我们的现状，这给我们文化产业界敲响了警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文化已经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商品渗透到文化中，使文化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化产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任何文化都具有商品属性，激发文化自身的造化功能，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文人社会自古轻视商业，到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仍对文化市场心存疑虑，怀疑文化的“纯洁性”，其实主旋律文化与文化产业并不矛盾，就像美国电影中美国精神的体现并没有影响它的价值观，比如轰动全球的《泰坦尼克号》。

　　正当我们中国许多文化人死守文化“纯洁性”，羞于面对市场时，恰恰把极大的市场空间让给了没有文化的文化市场，当文化人需要金钱时，所谓的商人开始拿文化人当作“婊子”，文化产品一次一次被玷污。当文化人发现骗术，除大骂外，无可奈何。自古以来，文化与商人既和谐又矛盾。文化人可以让商人结合好处是，文化人可以让商人多赚钱。商人可以使文化人实现理想。作为画家的文化人当然能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要拉动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文化产业是应因时而生，与时俱进的。画家在当今世界再也不能守着祖宗的习惯自产自消了。中国文化人渴望艺术市场的规范，渴望有志向、有能力、诚实的高素质的文化人经纪人。发展起来的中国艺术市场，也不缺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缺的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具有像索斯比企业高素质的文化经纪人。因为文化经纪人是市场上运作与文化产业本身的纽带。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经纪人的素质与文化产品的质量应该成正比。文化经纪人的出现是帮艺术节家把产品按经济规律推向市场上要效益，经纪人与艺术家之间应该形成良性互动。美国一著名画廊，他们在运作方式比较规范，艺术家与画廊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行为范围，都有具体的方法约束，按合同来分成艺术产品在成果。他们以公平和信誉为原则，经纪人和艺术家共同在市场上得到发展，而国内不规范的市场令人担忧。仅以艺术品拍卖市场为例，收藏者在一般画廊买画不放心，参加拍卖竞购还是值得信任的，但随着拍卖会的泛滥，貌似最正规的拍卖市场开始鱼龙混杂。赝品被临时撤下的事情屡见不鲜。如今撤抽的事反而少了，不是拍卖品保真了，而是拍卖公司对此无所谓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拍卖行为假书画流通提供了公开市场，这种严重损害收藏投资者的行为，使经纪人画廊、拍卖行信誉下降，艺术家看到国内文化进入可悲的恶性循环。一哄而上的拍卖行在中国数量之多，令国人惊叹。在美国也就只有苏士比、克里斯蒂等几家有影响的拍卖行。中国的拍卖行虽然多，但在货源鉴定人才等方面十分匮乏，由于书画资源有限，特别是已故名家的优秀作品更是稀缺，不能再生，拍卖行退而次之，却将庸劣的作品也网罗其中。而市场的严峻还在于幕后的交易，书画拍卖会上雇“拖儿”炒作现象也不鲜见，这已是圈内人人皆知的事情，联手哄抬引得天真的收藏者盲目跟进，落入圈套，付出金钱、感情却买回一个美丽的谎言，他们或是拍卖方以竞买人身份的方式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以壮门面，或是委托方参与竞买，以使自己委托拍卖的物品买出好价钱，或是竞买人之间、竞卖人和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它参加拍卖人的利益，或是拍卖自营，即组织拍卖自己的物品以便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牟取暴利。
书画拍卖有五个环节：拍卖行、鉴定家、理论家、买家和书画家，其中除了买家以外，其它四个环节都可能是赝品的制造者或兜售者，而在四个环节中最关键的一环是鉴定家，恰恰又是最薄弱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拍卖行与鉴定家相勾结，将假画推向市场。有位鉴定家道出了真相：“赝品？你斥之为假，他说真，才会有人请我们出面调停。赝品市场是我们的饭碗。”投资者把满腔的信任交付给鉴定家，却反而被“带笼子”。在名家赝品中，伪作者窥伺的目标，由古转入现、当代名家，这主要是他们的作品有大量的原作可供“制作”者参考。而作画的颜料、纸张、印泥、墨也易于得到，与制作古代名家赝品相比较“收成”也不薄，而书画打假，谈何容易。吴冠中先生的《炮打司令部》一事，耗费了三年的精力。虽胜诉了，但令人伤心不已，闻者无不心惊胆颤，没有胆量和精力耗时间。加之国内还没有严格、良好的书画经济秩序，这就给造假者留下很大的一条通道。许多人知假买假是用来送人的，仅仅500元买来的名人字画，得到快乐和利益，买假者合算，而拍卖公司绝不会因此而赔本赚吆喝，他们多卖多得，利润和回扣一分不少。对于送礼的人买真买假效果都一样，而假画的价格又大大低于真品，为什么不买假画呢。这就给书画赝品造假者提供了市场。而今已脱离了“作坊模式”，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从临摹、造本、仿本、假画真跋、改添款等方式，以假乱真。如古画中空白处大都有名人题跋，它是研究和鉴定此类作品的重要依据，伪造者经做出赝品重新揭裱时，再配以真的题跋，在这种情况下书画鉴定也难免不看走眼的。改添款主要凭借作伪者高超的装裱技术，他们大都是将古代或者同时代无名或小名家作品的落款改成前人或者同时代大家的落款，或原来的画无款添上某一名家名款以成“名家之作”。荣宝斋的水印木版可使名家之作大体逼真地制出来，让更多的人能从中领略原作的风采韵味。但不良之徒则把这种复制品稍作加工，剔除“木版水印”标注作为真迹倒卖。还有半真半假，以一段真题跋接上假画作，或利用真款有纸加上假画，有的把原画加大，画尺幅面积，如利用假画册页接长，也有的把一幅画分切成两段甚至于三段，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长卷有引题尾跋者，通过分切移植弄得画真题伪、题真画伪、扑朔迷离。有的移贴手法高明精妙，除非重新装裱，否则很难发现。某博物馆收藏古代山水画，专家多次鉴定都确认为真迹，何况上面还有黄宾虹的题记。直到重新翻裱，揭开一看，题跋和画脱落开来，成为两半，才知其中有诈。

　　古旧赝品，售假者通常在假画上加盖伪造的著名鉴赏家的鉴定专用图章，甚至专作鉴定此画的题跋，有的甚至伪造他国的一些买卖文件，然后以“回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某些造假者还与一些书画家的证人或亲朋好友结成同盟，串通起来坑害消费者。比如做旧，电熨斗在宣纸上熨一遍，时光就可倒流一百年。凡此种种，给书画真伪的鉴定造成很多麻烦。这种造假、贩假、卖假之风的泛滥，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只有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才能保证拍卖活动的正常运作。要重振艺术市场，必须革弊求新，行业自律，建立规范的、法制化的艺术市场机制，这样才会为我国真正繁荣的艺术市场奠定坚实基础。当然这包括在全国兴起来的旅游热中，大批不正规画廊的出现，导游牟取30%的回扣后，画家交去税金仅得画作价值的三分之一。严重挫伤了画家创作的积极性。作为艺术劳动者，当看到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打开了入世之门的好时光，十分希望艺术市场跟上时代走向完善，使动作机制规范化、法制化，美术家、收藏家、鉴定家、理论家、经纪人、画廊、拍卖行共同协作，共同努力，建立起面向世界的民族文化繁荣市场。

　　文化产业将成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要想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为此，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 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未来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趋势。把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实实在在作为我们的战略任务。

　　 二、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机制，对未来文化产业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加以研究，特别是WTO规则的研究，保护知识产权，制定发展战略，向政府提供发展文化产业的信息和建议。

　　三、 建立文化产业多元化投资机制，放开发展文化产业，广泛吸取有远见卓识的民营企业家来经营文化产业；同时把招商引资工作扩大到文化产业上来，从而形成国家、私营、外资的多渠道投资机制。

　　四、 调整完善文化产业结构和政策，促进开放，鼓励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吸取国外产业运行的先进经验。

　　五、 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工程，把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学，作为创建文化和培养人才的摇篮，为传播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发挥作用。扩大外国人留学生人员数量，使其受到系统教育，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更快地走向世界。

　　六、 加快立法步伐。要在清理与世贸规则不一致法规的同时，尽快制定新的法规，以法制手段保障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七、 现在国家对艺术品税收30%，甚至捐献社会用于福利也要征税，这极不利艺术市场的发展，国家应加以修改。发达国家在房地产税收中免去了2%税金，用于家居艺术品收藏，为艺术品市场和培育优秀艺术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值得借鉴。

　　八、 全国各家美术馆联手每年召开有关的学术鉴定研讨会，保证艺术品的真实，防止伪作滥市。

　　九、 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要落实培养有诚信、有学识的新文化经纪人，以保证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