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时代，我们怎样读名著？

“怎样读名著”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于最近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名著避雷帖”，即以看网络文学的方式来看名著，看出种种坏处，做出标签化的论断，提醒同好“慎入”。

所谓名著，我们不妨认为是指兼具比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知名度，禁得起不同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与阐释，且被权威文学体制认可的文学作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将“文学名著”等同于文学经典。而“名著避雷帖”中的论断，便多有与我们所受的文学教育截然相反之处。比如《月亮与六便士》是“渣男抛弃妻子横刀夺爱”，《简·爱》女主是“知三当三”，贾宝玉也是到处拈花惹草的“渣男”……这种网络文学培养出来的阅读方式，只看题材与情节，将人从具体的处境里剥离出来，而不愿意对人物处境及心理有“了解之同情”。

目前的网络文学，很多时候致力于给读者提供心理上的快感，迅速让读者最基本的欲望得到充分的迎合，日常生活中的缺憾得到补偿性的满足，对世界的既有的认知得到最直接的巩固。而长期接受网络文学定向投喂的读者也被宠坏了胃口，宠没了耐心，不耐烦看到与自己预设不同的世界，要求作品中有最简单最纯净也最狭隘的人设，最欢快的剧情，最大团圆的结局。

“名著”却不能如网文一般致力于提供足够剂量的情感与欲望的快感，而要去表现人性的隐微，处境的复杂，带读者去领略善与恶两极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甚至还会刻意纠正常识，冒犯观众，动摇他们的既有观念，自然会显得不够“道德”，人物也不够“纯洁”，令习惯了网文的读者心怀不满。

在以前的文学场域里，人们常常会以经典文学的标准评价通俗文学，要在通俗文学里找到严肃的意义；而现在熟读网文的读者则与之相反，以网络文学的标准衡量经典文学，要在鲁迅的作品里寻找爽点。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出认真品味的肠胃，也丧失了悉心涵泳的耐心，那么任何名著与类似题材的地摊读物都将失去差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诲淫诲盗的庸俗文学也被抹平差异——惟一的区别可能是名著的情节不够“过瘾”，对“第三者”的谴责也不够有力。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我们并不完全陌生。对文学名著做标签化、道德化的粗暴判断，也不是网络时代的专利。有学者说过一个故事，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电车上听到有人评价安娜·卡列尼娜，说她是一个很“作”的女人。而彼时我们的文学史判断则将她作为反抗秩序、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符号，视她的丈夫卡列宁为虚伪、庸俗的官僚。其实，看起来代表普通民众看法的电车评论，与代表权威的文学史论断，结论虽截然相反，思维方式却并无不同，都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作为印证既有价值观念的工具。文以载道本就是大众最重要的文学认知，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代社会，文学向来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解读文学作品也常常从是否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入手。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不宜将名著当作不言自明、天然正确的免检产品。名著自然往往是“好”的作品，但是作品的“好”除了永恒性，也会有其时代性和阶层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作品，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遭遇许多现代人难以接受的价值观念，那些对于古人来说是“爽点”的内容，反会使现代读者产生不适之感，令人“不爽”。即便是现代文学经典，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钱锺书的《围城》，被网友吐槽为“抖机灵”“刻薄”乃至“男性沙文主义和厌女”，这样的评价并非毫无道理，甚至可以弥补权威阐释之不足，其缺失不过是立论有失偏颇而已。所以我们不必完全拒绝对名著的指摘，只是在做判断的时候要保持整体感和分寸感，不去简单地完全抹煞其好处。

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名著避雷帖”感到“莫名惊诧”，原因有二。一是名著本就经过权威的筛选，主流文学体制的做法是“收编”，以“正确”的观念予以解读，为其赋予我们需要的价值与意义，而网民则很可能根据自己的直觉感受予以否定。权威是以崇高的方式加持名著，网民则以反叛的姿态消解名著，而实际上两者理解文学的方式并无根本不同。二是在前互联网时代，那些否定名著的声音常常是不能得到表达的，而网络时代，借用契诃夫的话，“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网络传播不仅使以前被压抑的声音得到呈现，还通过流量将其放大。尤其是网络发言，常常立论偏“狠”，有一句话非要说两句，三分话偏要说到十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网文的方式看名著，也有消解既有等级关系的意思。如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文化是社会等级区隔的标志”，名著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了既有等级的建构，网络文化对名著做出的不同于传统权威的看法，也就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抗意味。

以网文方式解读名著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与道德关系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理解与看待文学功用的问题。通俗文学一般来说总是在迎合大众既有的伦理观念，与之契合，从社会功能上来看则是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以通俗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道德化，通俗文学的读者对“道德”的要求也比严肃文学的读者更严格、更纯粹——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狭隘。而严肃文学往往要松动既有的价值观念，消解既定的权力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单从作品或人物的“道德”层面来看，严肃文学往往没有通俗文学“纯洁”，名著也不如网文讲“伦理”。

朱光潜有一篇文章，《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其中实用、科学、美感，可分别对应善、真、美。以“真”而论，名著往往比网文更真实，更指向世界与人心的真相，网文读者以名著为“雷”，很多时候也正是因为名著不肯给读者以虚假的“善”的满足。以善而论，美自然可以与善有关，但文学意义上的美并不等于善。比如很多作品中的反面人物，自然是不“善”的，作为文学形象，却可以是美的。尤其是在通俗文学里，一部作品的格局尤其是正面人物的道德高度其实是由反派决定的——如果反派“坏”得很低级，则正面人物也“好”得很有限——所以在那些被认可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反派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坏人，比如金庸笔下的欧阳锋，算是“射雕”中的终极反派，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坏人，自有其文学上的魅力。同理，毫无缺点的圣人，作为文学形象，固然可以给人以崇高的美感，却也可以是枯燥无味的说教，令人厌烦。

名著中并非没有“善”，也并非不讲伦理，只是它的“善”不是简单的对既定道德教条的形象演绎，也不是可以直接实施的行为规范，而是在复杂具体的处境中发现与理解更为宽广的人性与选择。名著不是在重复伦理，而是在创造伦理。

我们阅读名著，也要用与之相匹配的方法，设身处地去体贴更为复杂丰富的价值观念，以冲击自身的既有观念，拓宽我们的价值视域，使我们对世界与人性更多理解，而非更多偏见，也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细腻敏感，而不是更加冷漠麻木。名著也需要我们的“再创造”。以网文的方式理解名著，视为待避之“雷”，固然简单粗暴，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走向另一极端，将名著视为“雷池”禁区，当作仅供顶礼膜拜的僵死的遗物。我们要不断用自己的时代精神去重新理解、阐释名著，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使其不断生长，焕发出勃勃生机，常读常新。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