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中的“品位”从何而来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中，主人公同时也是讲述者的埃莱娜有这样一段观察：

就在这时，两件很糟糕的事发生了，一件接着一件。是从一条窄巷子里走出来一个女孩，显然比我小一些，顶多有十五岁。她身上那一股纯粹的美令人震撼：身姿美好，柔滑的黑发垂在背后；她的每一个姿态，每一个举动都流露出优雅，她身上所着春装的每一个搭配都透露出有意的克制。

这段描写出现在第二部开始不久，当时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埃莱娜的好友莉拉新婚，正享受着杂货铺少东家丈夫带给她的极大物质财富。作者不吝笔墨，将莉拉的铺张华丽服饰，通过埃莱娜和街坊们的眼睛尽情展示，用她们出生长大的那个贫困社区人们既羡慕又嫉妒的讥讽口吻说，莉拉在“扮大小姐”。

而这名让埃莱娜震撼的小女孩，她的美好和优雅，恰恰在于那一份“有意的克制”；这与莉拉令人侧目的“用力过猛”，形成对比。

那一刻之前，埃莱娜一直认为，读中学、进高中，功课得A，可以助她躲开自己的出身，远离那个社区的贫困、粗鲁和暴力。但那个女孩在她眼前出现的那一瞬间，这个信念动摇了，学校教育不能带给她那样自如、不动声色和理所当然的美好。那个女孩是教授的女儿，她的出生和长大都发生在市中心的一幢老宅里，房间里挂着祖先的画像，四壁是从地板直抵天花的书架。

埃莱娜给自己摆出了一个难题，这其实也是很多社会学家也在研究的好问题，那就是，好气度，或者说，好品位哪里来？更进一步可以问的问题是，文化消费的好品位哪里来？

如果按康德的观点，Disinterest是美感和品位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品位是客观而不受干扰的东西。埃莱娜的观察以及她对自己那一刻之前的幻想的否认不仅没错，甚至不够彻底。因为，按照这个观点，不仅学校教育不能帮她拥有那样的美好，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其实也不能。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于他在1963年至1968年五年间对法国社会进行的调查，显然是不同意康德这个观点的。那份调查最终以一部对后世40年影响至深的社会学巨作《区分》（La distinction，1979) 的形式面世，其书名“Distinction”显然就是针对康德的“Disinterest”一词，顽皮了一把。

文化资本的运用

布迪厄把“文化”放到日常行为中逐一考察，甚至把人们针对某些最精细考究物品的特定品位，与人最基本的对食物味道的喜好联系在一起，证明文化诉求来自教养和教育。他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一切的文化活动，包括参观博物馆、去音乐厅、阅读，以及对文学、绘画以及音乐的喜好和倾向，第一相关因素是教育程度，其次是出身。埃莱娜虽然在四部曲里，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屡屡对此质疑，但她本身的变迁，已经证明了，品位，是一种“习得”的品质，是社会的能动者发展出来的策略，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需要。

文化品位因此成为一种形式的资本，文化资本。

社会阶层的划分，会基于各种特定的因素，贵族制度下按家族头衔，现代社会更习惯以职业和收入，甚至教育背景。但是在这些用来将人们归类的主要属性之外，往往还有一些从属特性，被附带进了这个模型。也就是说，社会群体，或者群体中更小的类别，并不仅仅是由那个主属性定义的，比如前面所说的职业、收入或者教育背景，而是同时由一些从属因素，性别比例、地域分布等在社会学意义上从不中立的属性一同参与定义；此外，这些属性是以一种心照不宣的形式存在，官方的准入标准（例如精英大学入学、某些职业的门槛），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掩盖真实标准的面具：比方说要求具备某种学历，这也许是选择社会出身的一种“正确”方式。这样，基于某种选择机制而形成的群体，医生、建筑师、教授、工程师等，他们往往便具有另外一些，在加入这个群体时并没有被明确要求的共性，正是这些职位描述之外的从属属性：价值观、审美取向、社会出身、性别等，在不知不觉地引导着双向的选择，若缺乏某些属性，则不会被该群体接纳，即便被接纳也极易被边缘化。

在文化资本这个话题上，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详细说明。

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翻译的传奇女出版人布兰奇·克瑙夫的传记《带猎犬的女子》，这本书的副标题称她为“文学品位的定调者”。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传主所做出的赞赏性盖棺定论，不如说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布兰奇，在那个年代的纽约出版圈子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都处于鄙视链底端。她如何能够为“文学品位”“定调”？

作为女性，很自然地，我对她的女性身份有着本能的关注。在当时那个白种男人掌握了全部话事权的天下，她如何施展？事实上，一直到1965年，她都未能加入仅限男士的“出版人午餐俱乐部”。1950年，当她因为推广巴西文学做出重要贡献而被巴西政府授予南十字勋章时，《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相关报道标题为：《巴西政府为克瑙夫太太授勋：出版人的妻子成为南十字勋章骑士》，她依然只是“出版人的妻子”。 此后的那些年里，出版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秘书，女文案作者，女审校，女编辑，甚至一些大出版商的童书分部也有了女性负责人，然而布兰奇•克瑙夫一直只有一个。无论是在她签下兰斯顿•休斯和薇拉•凯瑟的20年代，还是50年代当她为加缪奔走呼吁直至庆祝其获得诺奖，同时主持翻译出版波伏娃的《第二性》之时，都再没有哪一位女性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得如此成就。她所遇到的障碍可想而知。

性别之外，还有种族。出版行业一向被视作绅士的业余爱好，这一条不成文的准入门槛，是摆在克瑙夫出版社眼前的两重障碍。一是绅士，当然还是以盎格鲁白人基督徒，所谓 WASP 为主，而克瑙夫夫妻二人都来自东欧犹太人家庭，在20世纪初的纽约以及新英格兰一带，瞧不上他们的，除了非犹太的名门望族之外，连德国犹太裔也比他们要高级一层。其次，他们双方的父亲都是推销员出身，这是与绅士头衔相去最远的一种身份，尽管他们几度在出版社遭遇危机时引入资金，甚至必要的社会关系，然而，推销员父亲作为克瑙夫出版社创办出资人的事实，却从一开始就为公司的血统定下了基调：他们只是出版界混进的一个不入流的攀附者。

所以，克瑙夫在通往文学声望以及风尚订立者地位的路上全无捷径可走。但她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文化资本。

声望，往往是我们在谈论文学时不可避免的东西，讨论文学声望由什么决定，一直是文学批评家和学者的重要活动之一。要解释布兰奇或者说克瑙夫出版社是如何积累并获取了他们在文学界的声望，此处动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就再合适不过。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文化资本”所进行的单独某一项投资，通常是不期望获得直接回报的，回报往往是通过操作者所进行的一系列行为来取得所希望达成的效果。

理解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就会明白传记里何以充斥着华丽的派对，和她身上的巴黎高定时装，显赫的朋友圈，甚至不厌其烦地讲述，她何以几乎睡遍了当时的顶级音乐大师……她用每一个单独的文化符号资本在自己身边罗织了一个华丽而宏大的文化圈，就像一场盛宴，有名人社交，有毒舌金句。它们合力成就了布兰奇，她像旋风一样，所到之处，无人能够抵御。出版25个诺贝尔文学奖，60个普利策奖，以及30多个国家图书奖。这样的成就，使得她和克瑙夫出版社最终稳稳当当地端坐文学鄙视链顶端，成为文学品位的标志，这一切似乎都在觥筹交错，衣香鬓影间，来得不费吹灰之力。

可见，品位既可“习得”，也是资本。职场准入一部分取决于能力和专业资格，另一方面，便取决于这样的文化资本。而社会往往默认，人处于某一种职业基本上就确定他具备这一资本，因此要取得并维系某个职业，就自觉不自觉地要为该资本持续性地投入，这种投入，有时是增加某种技能，有时也可能是减少某种技能，例如程序员或许会本能地暗示自己，我不擅长社交，因此无意识地在降低某种技能；IT领域的人士，也许还会强调自己着装方式的单调，好比扎克伯格的灰T恤和乔布斯的黑高领衫；又或者美国东西两岸的专业人士，会尽量不去喜欢特朗普等来作为特定文化资本的投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暗示和训练，如果非要说是以“假装”为开头的话，那么训练的结果，就变成了他们真实的品位，成为他们的文化资本。

品位是后天习得的某种倾向和喜好，它通过某种模糊的，并非知识差异的东西来建立“区别”，它使对象得以“无须利用精确定义的特性”而被识别。在意识和语言这一层级之下起作用，却也无法有意识地用意志对其加以控制，却以非常外在的行动展示出来，自动的身体姿态，和不起眼的肢体能力——并且与社会层级最基本的架构和原则联系在一起。

文化品位作为身份标志

我有一次就如今网上每个人的照片，尤其是女性的，几乎很难找到一张跟本人相像的这个现象，对一位朋友说，这些照片其实更真实地传递出了她们的形象，因为这是她们希望自己呈现给别人的样子，是比物理上的形体特征更有能力来定义这个人的特征，那就是她的品位，她对美的理解，是这个人无意中所做的Statement。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阅读时光》里有这样一段：

但是在那些其章法和原则经由她母亲灌输给她的事情上，譬如制作某一道菜的方式，或者怎样弹奏贝多芬奏鸣曲，以及如何友好而优雅地待客这三件事上，她很肯定，对于怎样才叫完美，以及鉴别别人距离完美尚有多远，她是有十足把握的。并且，在这三件事上，完美的标准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简单、克制、迷人。她几乎是满怀恐惧地拒绝在菜品中添加过多不必要的调料和香料，也同样满怀恐惧地拒绝在弹奏钢琴时充满激情地对脚踏板的过度使用，以及待客时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只需要尝第一口，听第一个音符，或者收到最简单的第一封信，她就能断定，自己将要打交道的，是否是一个好厨师，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否是一个有上等家教的女子。“她可能比我手指灵巧，但她缺乏品位，弹奏如此简单的一段行板，用上了太多的重音。”“毫无疑问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子，但太热衷于谈论自己。”“极有可能是位懂行的烹调好手，但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牛排和炸薯条。”啊，牛排和炸薯条，最佳的比赛规定动作，是烹调中的悲怆奏鸣曲，这等同于社交生活中一次淑女的造访，教育和休养的到位或者缺失便一览无遗。

若再从日常文化活动推及艺术门类，对于社会公认的艺术等级和分类来说，每一个门类、年代所代表的流派，都是文化消费者社会等级的忠实反映。这种看似没有理由的天生的品位，就像不同电脑的预装软件一样，成为一个人身上“阶级”的标志。一个人获取这一标志文化的方式，还将继续存在于他“获取”之后对文化的使用过程中：方式的重要性其实很容易理解，只要你能意识到，正是这些不可估量的文化活动带来了人和人之间文化品位的习得模式的区别。

有趣的是，即使在学校教育的课堂上，最被认可的习得文化以及欣赏艺术作品的方式，还是向着那些幼年时期便有机会接触高尚文化的人。他们出生于“有文化”的家庭，学校的学习不是他们获取文化的唯一或者主要途径。就像震撼了埃莱娜的教授女儿。

文化消费能力的养成

人们对文化商品或活动的创造和消费，其实是种编码和解码的行为。一件艺术作品，它一定只对具备文化消费能力的人才有意义和趣味，因为他们理解这一套代码，否则艺术作品中的声音、节奏、色彩、线条呈现在眼前便是混乱，毫无韵律或者逻辑。 经过这套代码的加持，物品、人物或者事件便从本质上得到升华。

社会学家O. Merlin于1965年为法国《世界报》撰写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最令我震撼的是，在我们的高级舞台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淫秽的，歌剧里的芭蕾舞演员们，那些裸体的仙女、妖精、酒神，都保持了不可侵犯的圣洁。”

对低级、粗糙、庸俗、贪婪等人类本能愉悦的拒绝，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也暗含了对那些能够从经过了升华、提炼、他人所不能理解的享受中获得满足的优越感的肯定。经常有人会认为，那些本来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陶冶而获得的取向和喜好是天生的，与人们在对食物味道进行辨别时的能力一样，起码在对审美价值进行直觉判断阶段时的能力是不可分的。“品位”一词的双重含义，通常就被拿来说明这种认识似乎站得住脚。但前文种种呈现给我们的，品位是社会成员——例如我们谈到的埃莱娜和布兰奇•克瑙夫——发展出来的策略，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需要。埃莱娜离开她所出生长大的贫困社区，远离粗鲁、暴力之后，忽然发现，她的大姑子，名门淑女，大学教授，满嘴脏话，而知识分子为其背书的革命，其暴力也远胜她熟悉的故乡社区。也许到了晚年，她才意识到，文化，或者只是精英发明出来的一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