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无禁区》到“不必读|书单”

历史的流转是快还是慢？类似这样的元问题和妖冶的罂粟花一般，吸引着人们不断靠近，同时也难于自拔。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反思——如果从反思自身开始。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的一份“不必读|书单”在网络大受好评，严锋从中文系专业人士的角度列出了 “文学类不要读的书”，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从‘五四’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从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写的历史小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所有名著的续书”“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所有的阴谋论类书”等9类书籍。在当下互联网传播迅捷、高效和不假思索的境况下，这样一份书单得以走红自然在预料之中，以至于“不必|读书”“严峰”等传播讹误还催生了新一轮的伪讨论。不过，当我们回到这份书单本身，就不难发现其局限性。

书单中，严锋说他“不认同多看经典的说法”，因为“很多经典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历史意义……我们对之顶礼膜拜就可以了，今天就不用真的去读了”，接着，严锋举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加以佐证。粗略一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试想，任何的发现不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但是常识化的经典不过是经典整体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经典还没能被纳入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体系当中，空具“经典意识”而将经典著作置之高阁，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以不断地阅读作为规训，正是文明脱胎于蒙昧的方式。关于文中所提到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所有的历史中间物都具有过渡性质，一切坚固的东西最终都会烟消云散，但谁又有限制人们披沙拣金的权力？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对恶俗之作保持愤怒，时间之水断然不会自动完成降解糟粕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著名的普及与提高论，即“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时过境迁，我们依然可以吸取其中的合理性。作为方法的普及标示了整体认识水平的增进绝非朝夕之功，共同认知的建构既漫长又艰难，在不同阶层彼此感知日益乏力的今日，阅读恰恰是为数不多的有效通道。从思维方式上看，“不必读”和“必读”一样，都是一种一元化的价值判断，从精神的超越性上看，二者又同是实用主义的产物。严锋的表述中，他对他所提到的“不必读”文本的文学性不赞一词，字里行间的诸多表述让人不敢相信其为中国文学的从业者。我们可以对《封神演义》的文学价值弃之敝屣吗？或是公然宣称“名著的续书都很失败”？在时间的长河中，任何著作的保留都赖以独特的文化密码，经典的诞生也不在空中楼阁。面向公众的知识阶级表达的是普遍的人类精神，还是在贩卖打着共同认知外衣的个人意趣？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坦诚的回答，就不能否认当知识作为威权主义存在时，其负能量更甚它途。

看到一份这样的书单，让人不禁想起近四十年前《读书》杂志的创刊词《读书无禁区》，当时对阅读解禁的呼吁里，飘荡着真正的启蒙意识和高昂的人文精神，这与今日之虚假的“不必读”之间高下立判。看着这张颇具好评的书单，我们不禁怀疑“不必读”大行其道的真实接受度，或者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产生逆反心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似乎又应了黑格尔那句著名的断语：“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